2014年3月19日 星期三

服貿協議與台灣的未來

「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以下簡稱服貿),其內容以及對台灣造成的衝擊,許多學者專家都已經討論過了。本文擬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解析服貿對台灣的影響,以及因應的策略。

內文摘錄:『最簡單的預測是「服貿若通過,你的老闆可能變成中國人。」相信不少人對這句話無感。不過仔細想想,中國人老闆投資台灣,為了達到獲利最大化,他們會有兩種可能的策略:要嘛,帶自己的人馬過來台灣,要嘛,把台灣的薪資水準往中國拉齊。前者,不但不會增加台灣人的工作機會,還可能增加台灣的失業率;後者,會讓台灣的薪資水準繼續倒退,別說22k了,18k?15k?低所得,工作貧窮的時代將會在服貿通過之後,更趨明顯。』



一、理論背景

1.1 地緣政治學(geopolitics)

地緣政治學是一門非常古老的社會科學,遠在十九世紀它便萌芽了(Black, 2009)。但是地緣政治學這個詞彙本身卻始終缺乏一個精確的定義(ibid)。然而,整體說來,地緣政治學所討論的議題皆離不開關於地理的、政治權力的運作、角力;地緣政治學的學術討論甚而影響到國家外交政策、國家安全方針的擬定等等。政客們運用地緣政治的手段,在地圖上(基於實際的、物理的)建構出政治權力分佈的地圖(基於利益的、可能是想像的)。比方說,二十世紀冷戰時期的鐵幕(iron curtain),即是一張地緣政治地圖,將世界分成以蘇聯為首的共產陣營以及以英美為首的自由陣營;而為了與這兩大陣營對抗且擺脫其牽制,二十世紀中葉以降的政治地圖出現了不結盟國家(non-aligned nation)。這張政治地圖的呈現、變動,反應出當時的世界局勢、政治勢力、國家政策的方向(Dodds, 2007)。地緣政治學作為一門學科,所感興趣的議題大致有三個面向:如何生產一張政治地圖?如何運用/解釋一張政治地圖?以及,政治地圖是如何被生產的?

台灣和中國,兩國之間的政治地圖隨著雙方勢力消長,政經局勢變動而改變-漢賊不兩立的政治地圖,特殊國與國關係的政治地圖,或是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的政治地圖-這是目前的狀況:中國國民黨主政的台灣與中國的關係被安置在「一中各表」的政治地圖框架內。至於香港和中國,1997年之前的政治地圖大致是:香港做為英國的殖民地,乃是最靠近共產主義邊界的資本主義領土,中國視此塊區域為必須奪回的部分;經過一番政治鬥爭後,中國奪回香港,因此1997年迄今的香港與中國,其關係被安置在「一國兩制」的政治地圖框架中。比較台灣和香港與中國的政治地圖,雖然名稱不同,但「一中各表」事實上是準「一國兩制」(quasi-one country, two system)。理解這樣的框架是如何被生產出來的,以及此框架下所呈現出的地緣政治圖像和紛爭所在,是本文所關注的議題。


1.2 資本主義全球化

資本主義(Capitalism)名稱來自馬克思(Karl Marx)的名著:資本論(Capital,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這本鉅著涉及的層面廣泛,參考書目眾多;究其實,馬克思企圖抽絲剝繭的利用抽象化、科學化的思考來建構理論以理解我們所處的當今世界(Harvey, 2010)。其中一個重要的論點即資本主義-所指的是一種以累積資本,進行投資,獲利的生產模式(mode of production)。在這個生產模式中,資本的累積開始於讓資本的取得變的不均、集中化(原始資本累積(primitive accumulation));其過程大多涉及不正義與暴力-常見於現代的是較溫和的方式,如銀行鼓勵大家來存款以獲取大量的貨幣資本,然而暴力掠奪資本的情況仍不少見,如發生在台灣的財團結合政府進行土地強制徵收事件-中科四期相思寮徵地,苗栗大埔事件,或是發生在台灣台北市的多起都市更新衝突。不論藉由何種方式累積足夠的原始資本之後,布爾喬亞(bourgeoisie)方能進行投資。這些投資生產了商品(commodities),並從商品的交換價值(exchange value)裡取得利潤;而利潤的一部分會成為資本以進行下一輪的投資。資本累積,生產商品,獲取利潤,資本週轉,週而復始地進行著。這樣的生產模式若要持續進行,它必須仰賴不停的成長(development)-資本必須要持續的累積,持續累積的資本則必須被吸收(藉由更多的投資、消費)。因此,資本主義生產模式勢必會面臨難以解決的矛盾:貶值-累積了過多的資本,無法被吸收;過多的商品無法被消費,過多的資本(貨幣、勞力等各種形式的資本)無法進入投資的循環,就會面臨貶值,其後果是導致經濟低度發展,甚至引起社會中的危機(ibid; Harvey,2001/2010)。

Lefebvre告訴我們,當今的現代化國家就是資本主義國家(Lefebvre, 2009)。在這個意義上,所謂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就是資本主義的全球擴張。從古至今的人類世界,在全球視角下原本就有各式各樣的連結,例如疾病的擴散、人口的遷徙、帝國的擴張等等(Wolf, 2010),但這些連結的強度可能都沒有當今資本主義擴張的力道來的強。全球性的資本主義擴張,源自於其內在不可避免的矛盾和危機;十九世紀後半葉,歐洲的經濟大蕭條是資本主義危機的一個例證。為了尋求轉機,以求資本主義生產模式不斷的發展和成長,歐洲再次的擴張-尋求新市場,讓累積過剩的資本、商品可以被吸收、消費;建立殖民地,讓過剩的資本有地方投資,生產的剩餘則能報效殖民母國(ibid)。這便是我們在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所看到的狀況。這個擴張的結果,使全球各個區域,各個國家更緊密地連結在一起,牽一髮而動全身,以致於若我們回顧二十世紀發生的經濟蕭條,會發現它們的影響很少被侷限在特定地區裡。


1.3 依賴理論

隨著資本主義的擴張,世界分工體系逐漸形成(ibid)。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原屬歐美日各國的殖民地,紛紛獨立成為新興國家,它們被網羅進全球資本主義的網絡中,成為世界體系的一部分。此時期的人類世界地緣政治,可劃分成前蘇聯為首的共產主義陣營(第二世界),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第一世界),而新興國家多數處於百廢待舉的狀態,它們被劃分到第三世界中。在這種地緣政治的情勢下,冷戰逐漸形成;美國積極從事對外援助的工作,以拉攏第三世界國家;同時,為了讓美國的行動更具正當性,它鼓勵國內學界從事第三世界國家的發展理論,而現代化理論(modernization theory)就是這些研究的主要成果,此理論也成為美國在冷戰時期圍堵共產主義集團的指導方針(龐建國,2009)。

現代化理論包含許多流派,然其主要論點將人類歷史的發展看成線性的進化史,認為:第三世界國家與第一世界國家在發展的本質上並無不同,只要它們將阻礙現代性的傳統、文化拋棄,努力向第一世界國家學習,最終可以達到和第一世界國家同樣的發展水準,甚至因為它們借助了第一世界國家的經驗,在發展上可以有後發的優勢(the advantage of backwardness)(ibid)。

1950年代末之前,未受第二次世界大戰波及的拉丁美洲諸國如同現代化理論的預測,發展良好,被視為最有潛力的第三世界國家。然而拉丁美洲諸國在1950年代末卻逐漸陷入「低度發展」的瓶頸中。這樣的發展激起了對於現代化理論的批判與反省,其結果就是依賴理論(dependency theory)的誕生。依賴理論也同樣有不同的流派和論述,但都承認一個重要的觀點:「現代化理論誤解了(後殖民的)第一世界與第三世界國家的關係。低度發展不是自然發生的,它是由核心國家資本擴張並支配第三世界國家所造成的(Matunhu, 2011)。」。阿根廷經濟學家Raúl Prebisch,也是依賴理論的奠基者和倡導者,對於資本主義擴張所造成的依賴與低度發展提出一個(或許過於)簡單的解釋:「窮國輸出原物料給富國,而富國將這些材料加工製成交換價值更高的商品,並賣回給窮國。因為加工後的商品價值高於原物料,窮國將永遠不可能藉著出口到富國而賺取足夠的錢來支付這些進口(Secondi, 2008)。」,換句話說,窮國的存在使富國得以利用它來吸收資本和商品,並藉此累積資本,然而在這種依賴性的結構下,窮國將永遠無法累積資本以發展自身的工業、技術乃至社會、文化。

依賴理論強調的是結構性的而且是悲觀的。在全球各國關係日趨緊密,全球化勢無可擋的當下,資本主義擴張藉著外國資本與國內資本的互相結合,對國內的勞力安排、社會關係產生影響,甚至利用大眾媒體,將資本家的價值觀灌輸到依賴者的腦袋裡(比如迪士尼(Disney)的『唐老鴨』價值),使邊緣者以核心國家的價值為價值(Connell, 2007);這些變化,使得依賴結構在20世紀後半葉內容變得更為細緻,也更值得吾人關注。


1.4 Lefebvre的國家空間理論

如前所述,現代國家(state)即是資本主義國家。依Lefebvre所言,現代國家為要達成資本主義的目的,必須生產資本主義的空間-破碎且均質化(homogeneous)的空間-使資本,人力,商品等等,可以在其內流通不受阻,方便資本階級在其中週轉資本,累積資本,獲取利潤(Lefebvre, 2009)。但是先於一個國家的必要條件是必須有一個自然的、物理的疆域(la terre, territory);國家的疆域,從古至今皆然,界線是如此清楚(界限模糊不清的地方勢必會引起紛爭)。現代化國家藉由空間的替換-以政治的空間替換掉自然的空間-而確立起國家疆域;替換的過程往往是經由對空間內經濟活動的控制,進而是社會的控制,最後達成政治上的控制,完成了國家對空間的全面掌控。

物理性的疆域-可用地圖畫出,可受測量,藉著公路,隧道,鐵路等所構成的網路聯繫各處,而這些基礎設施也是累積資本所必要的「無法移動的」資本;除此之外,現代國家也生產社會空間,內含許多社會構造,如,具有階層關係的各種組織機構-政府機關、醫院、學校、家庭等等;以及藉由國家語言(national language)支撐起的價值所認同的法律或慣習。這些社會構造「都是」政治的,因此它們即是國家自身。國家的頂端是由政治所領導的,充滿象徵,符號,知識和權力的結合,是緊湊的流動於社會空間的訊息的源頭。國家生產了空間,並且介入這些空間,引起、安排、影響社會關係,以達成國家的政治目的(ibid)。總結:國家以及其生產的空間都是政治的。

國家疆域和社會空間,未必能如同國家所期待的那樣在相同的範圍和界線中彼此吻合。這一點特別可以在幅員廣大的中國內部看出。金字塔頂端的政治中心企圖要生產均質化的社會空間時,遭遇了相同國家疆域內「別的」被生產出來的社會空間。兩個不等質的社會空間互相遭遇時就會引爆衝突。例子是中國和圖博(བོད་Tibet,中國稱其為西藏)以及中國和東土耳其斯坦(شەرقىي تۈركىستان,East Turkistan,中國稱其為新疆)長久以來不間斷的衝突。1997年之後,中國和香港之間升高的衝突便是屬於這種類型。

另一方面來看,即便是不同的國家,擁有各自的疆域,隨著資本主義擴張,透過資本流動,大眾媒體傳播,以及各種論述在流行場域的霸權競賽,社會空間的衝突也將不可避免。特別是當經濟依賴的結構建立之後;前例我們可以見到的是,對美國依賴的拉丁美洲,其社會貧窮以及低度發展;而最近所觀察到的台灣與中國之間的關係,也是屬於同樣的社會空間衝突的模式。


二、空間戰爭的地緣政治觀察-中國、香港與台灣

2.1 中國與香港

現在發生的事實是,中國與香港、中國與台灣,三個社會空間之間,因為中國企圖擴展其物理性的國家疆域,而爆發了空間戰爭。這些戰爭的戰場就在香港以及台灣的社會空間中發生,所使用的武器是貨幣資本以及社會資本(Bourdieu, 1991)。我們先從香港來看這場戰爭的原因以及現況。

一般大眾認知的香港,其實由三塊區域組成:香港島、新界以及九龍半島。若以現代化(資本主義)的國家疆域歸屬,這個地區先是歸於大英帝國的,1997年之後則被併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疆域內。這個地區屬於大英帝國實則基於三個與大清帝國的重要條約:1842年的南京條約,大清帝國同意永久割讓香港島予大英帝國;1860年的北京條約,大清帝國割讓九龍半島予大英帝國;1898年的拓展香港界址專條,將九龍界限街以北直至深圳河的新界地域以及235個島嶼以99年為限租借給英國-因此,除了新界是英國向大清國「租」的,香港島和九龍理應永久屬於英國疆域的一部分。不過,197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中華民國在聯合國中的中國席位,便申明香港是被英國「佔領」的領土,促使聯合國把香港於殖民地名單內剔除。1982年9月,英國首相柴契爾(Margaret Thatcher)夫人訪問北京,與鄧小平討論香港問題。英國起初提出「以主權換治權」,但鄧小平堅持收回香港(含九龍、新界),甚至提出不惜一戰,無法收回香港便要毀滅香港的狂語。1984年初,英方同意1997年-新界租約到期-之後完全放棄香港主權與治權,同年9月26日雙方簽署中英聯合聲明,以「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原則成立特區政府,並保證「馬照跑,舞照跳」的「資本主義制度五十年不變」;至此,香港被中國併入成為定局。回顧這段歷史便可發現,香港「回歸」中國是中、英之間政治賽局的結果;香港的住民以及由住民生產的社會空間,在此完全無法發揮抗衡的作用。

香港雖然被併入中國的疆域之中,然而其過去百年來作為英國的殖民地,由英國政府在此地所生產的社會空間,以及港人經由本身日常生活實踐所生產出的社會空間,已經彼此融合成香港獨特的社會空間。而這樣的空間與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所生產的社會空間,有著明顯的扞格。

中國切割香港的社會空間採取的策略有二,其一、讓大量的人口移民到香港,其二,讓中國的貨幣資本進入香港。大量的中國人口湧入香港,造成的是社會資本以及社會資源的競爭。香港多數人說粵語並且使用粵語專屬的文字(並且使用傳統漢字),此外,香港人習慣使用英文以及其音標;而中國人帶來了普通話並且使用簡體漢字,音標則使用漢語拼音;這兩種語言的使用開始在香港的社會上演一場霸權競賽。中國人湧入香港帶來最為港人詬病的問題是「雙非問題」。雙非指的是父母均非港人,但是在香港誕生且擁有居港權的嬰孩。因為可以擁有居港權,許多中國的孕婦搶進香港的醫院生產,造成對香港在地居民醫療資源的搶奪;另外,雙非嬰孩長大後的就學,搶奪、甚至排擠了香港本地居民孩子的教育資源。

中國的貨幣資本(以下簡稱中資)進入香港目的就是要達成對香港經濟的全面控制。中資進入香港在2003年時有了戲劇性的變化。該年由於新型冠狀病毒(SARS CoV)疫情爆發,連帶也使香港經濟受到重創;時任香港特區首長的董建華民調滿意度也在該年四月份跌到新低。中國趁此機會,於該年六月與香港簽訂CEPA(Closer Economic Partnership Arrangement,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開放上海、北京、廣州到香港進行自由行觀光。此舉被中國官方視為挽救香港經濟的重要措施;實際影響則是香港對中國經濟依賴結構的形成。從房地產價格的變化最可以看出中資進入香港造成的影響(圖一);中資進入香港後炒作房地產造成香港的房價自2003年第四季以後至今不斷上漲,連帶的也製造了社會上的階級對立,擴大貧富差距;如今,香港人買不起香港的房子已經成為香港住民對中資忿恨不平的焦點之一。而開放自由行的結果,除了讓中國觀光客到香港搶購物資,造成本地人反而買不到日用品、年節禮品的問題之外,也因為中國觀光客在行為、禮貌上的認知與香港人不同,而升高了社會衝突。


圖一 香港房價走勢(2002 Q4 - 2012 Q3)。A、受SARA衝擊時,房價一度下跌,而在與中國簽訂CEPA後,房價一路攀升。B、自2002 Q4至2012 Q3香港房價變化與美國及亞洲兩個國家日本、中國比較。香港房價上漲了超過150%。資料來源:經濟學人雜誌,全球房價指標,URL:http://www.economist.com/blogs/freeexchange/2011/03/global_house_prices


2.2 中國與台灣

台灣在歷史的處境以及地理上的位置與香港截然不同,然而如今一樣面對與中國在社會空間內的戰爭。若依資本主義國家的疆域歸屬來看,台灣經由作為大日本帝國疆域的一部分而進入現代。然而日本帝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戰敗,必須放棄台灣島及澎湖群島等地;而中華民國代表盟軍在越南(北緯16度以北)以及台灣接受日本投降。適時,胡志明在北越成立越南民主共和國,最後迫使中華民國軍隊不得不撤離。而台灣則因為當時多數漢人的民族情感導致中華民國的最終佔領;隨後中國又爆發國民黨與共產黨的全面內戰,中國國民黨敗北後一路竄逃到台灣,同時也把國共內戰史觀帶至往後台灣的歷史教育當中了。

雖然台灣近代史與中國的糾葛千絲萬縷,但就物理疆域而言,台灣與中國之間有台灣海峽的天然屏障;不似香港與中國之間全無物理阻隔。就政治上而言,1950年以後的台灣一向以自由中國-中華民國-自居,而在1996年台灣舉行第一次總統直選以後,台灣內部的政權已經有了社會契約上的正當性。無論從何種角度來看,台灣與中國都有各自獨立的國家疆域與社會空間。然則,台灣始終面臨一大危機:在國共內戰的史觀下,中國始終要把己身的物理疆域推擴至台灣,而台灣內部的中國國民黨則始終在情感上認為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這樣的危機終於在現在爆發為全面的空間戰爭。2008年台灣再次舉行總統直選,「原專制」中國國民黨經過八年在野的洗禮,再次取回了執政權-並且具有民意支持的合法性。在這次的選舉中,中國國民黨提出了「九二共識」的說法,並作為其日後執政的基調;執政後,總統馬英九更提出「不統、不獨、不武」的主張。然而這兩項主張,卻使台灣進入一個中國的框架中,在外交及內政上處處受到制肘。此外,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聯手,於2010年簽訂了ECFA(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此協議未經國會實質審查其內容即實施了。這個協議表面上的目的是促使台灣與中國在經濟議題上有更多的合作,實際目的以及實際施行成果則是建立台灣對中國經濟上的依賴關係。

圖二簡要的說明了香港、台灣與中國和世界其他區域的關係。首先我們必須注意的是,香港、台灣和中國都是WTO(世界貿易組織)的會員國。WTO是資本主義全球化下所產生的,跨國性進行經貿安排的組織之一。在這個組織架構底下,並且透過其他的地區性經貿整合以及FTA(自由貿易協定)的簽署,香港、台灣、中國都是全球連結中的一份子,與世界其他各國互有連結也互有依賴。然而中國建立了政治以及經濟上的兩個架構:一國兩制以及CEPA,對付香港;九二共識以及ECFA對付台灣;削弱兩地與世界的連結,增強兩地對中國的依賴;在國家疆域尚未涵蓋台灣之前,先達成對台灣的經濟控制。


圖二 香港、台灣與中國和世界其他區域政經關係簡圖。


台灣對中國的經濟依賴趨勢則可以從圖三看出。以2007年和2008年做為中國國民黨重新執政的一個分水嶺(圖三虛線),可以看到自加入WTO後至2007年,國外對台灣的投資的金額持續的緩慢增加,而此段期間內中資尚不能直接進入台灣;對外投資方面;對中國投資則是一路從三百多萬美元增加到九百多萬美元,而對其他國家的投資,則處於緩慢增加的趨勢。在中國國民黨重新執政後至2010年,國外對台灣的投資則是一路下滑,由2008年的八百萬美元左右腰斬至2010年的四百萬美元左右。台灣對中國以外的國家的投資也一樣由2008年的四百四十萬美元左右腰斬至2010年的二百八十萬美元左右;相反的,對中國投資的金額則從九百八十萬美元左右增加至一千兩百萬美元左右。由這種趨勢可以明顯看出,中國以外區域與台灣之間的資本流動逐年減少,而台灣對中國的投資依賴則是逐年增加。2010年秋季簽訂的ECFA則是對這種趨勢的再加溫,造成的最主要的影響是中資進入台灣的增加。根據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的資料顯示,中資投資台灣由2010年的九萬四千多美元,至2012年爆增為三十二萬八千多美元。


圖三 台灣加入WTO後國內外及對中國投資變化趨勢。由此趨勢來看,台灣對中國的經濟依賴,正被穩定建構中。


這種依賴結構所造成的影響是台灣經濟進入低度發展時期。如圖四所示。由於外部投資的減少,以及本地資本大量往中國流動,造成台灣內部人力面臨貶值的危機;近年來台灣勞工的薪資不但沒有成長,甚至還減少,即是反應了此項危機。另一方面,中國累積了足夠的資本,並且剝削其國內低價的勞動力,生產大量的低價商品,傾銷全世界。台灣在這波傾銷中首當其衝;借助網路科技,中國淘寶網提供便宜的網路購物,吸引台灣人購買,而在台灣的實體店面卻無法提供如此低廉的價格。另一方面,中國生產的日常用品,舉凡牙膏、毛巾等,大量進入台灣市場,也使得本地工廠、店家面臨削價競爭壓力。2010年ECFA簽訂後爆量增加的中國對台投資,則有能力吸收原本貶值的剩餘人力,此舉將會改變台灣的勞力安排和社會關係,形成中國僱主、台灣勞工的現象;2013年6月21日執政黨(中國國民黨)授意了海基會與海協會在上海簽署了「兩岸服務貿易協定」,雖然尚未正式實施,但可以預見的是此協定將會加速大量中資進入台灣,進而切割台灣的社會空間。最簡單的預測通常是「服貿若通過,你的老闆可能變成中國人。」相信不少人對這句話無感。不過仔細想想,中國人老闆投資台灣,為了達到獲利最大化,他們會有兩種可能的策略:要嘛,帶自己的人馬過來台灣,要嘛,把台灣的薪資水準往中國拉齊。前者,不但不會增加台灣人的工作機會,還可能增加台灣的失業率;後者,會讓台灣的薪資水準繼續倒退,別說22k了,18k?15k?低所得,工作貧窮的時代將會在服貿通過之後,愈趨明顯。
圖四 經濟依賴與低度發展示意圖。外部投資減少(右上方虛線),本地貨幣資本往中國流動,造成台灣內部人力過剩,而面臨貶值的危機(右下方直實線)。本地資本投資中國,使其能夠有足夠的資本,並剝削內部廉價勞動力,生產大量低價商品;這些商品傾銷到世界各地,包括台灣,並從中賺取剩餘,累積更多資本。台灣在這種結構中將喪失累積資本的能力。而增加的中國對台投資,則能夠吸收原本的剩餘人力(右方曲線),進一步改變台灣的社會結構。


文化資本在這場空間戰爭中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所謂文化資本是指個人所掌握的知識、技術等的文化熟練度(Bourdieu, 1991)。文化資本的使用,攸關社會階級的流動以及社會價值觀的型塑。中國利用其累積的貨幣資本,在自己國內開闢了流行事業的市場、學術產業的市場吸引了台灣本地具有優勢文化資本的人力,比如導演、演員、明星、學者,投入其市場從而生產出更多的文化商品,諸如戲劇、電影、學術研討會、各種學術產出。文化資本朝向中國流動,毫不意外地造成了台灣文化人力的貶值-設計師、大學教授在台灣新資偏低,本土演員面臨無戲可演的窘境等狀況。然而,這些人有可能也會往中國流動,畢竟他們也具有文化資本-只是沒那麼多。最後台灣面臨的情況將會是,台灣的社會空間內能夠掌握文化熟練度的人才越來越少,而隨著文化商品由中國傾銷台灣(比如卡通「喜羊羊與灰太狼」,練續劇「後宮甄嬛傳」),台灣社會空間勢必面臨被中國的社會空間侵蝕與取代的危機(圖五)。
圖五 台灣文化資本的流失。台灣的文化資本正在流失中,而中國則傾銷其文化商品給台灣。


三 結論:未到終點的賽局

總結以上,在中國、香港和台灣之間正在發生的是社會空間裡的戰爭;中國的目的是要切割、粉碎,香港和台灣原本自主的社會空間,而將其同質化為中國的社會空間,對台灣,中國則具有進一步延伸其國家疆域的野心。目前的情況來看,無論是香港或台灣,在這場空間戰爭裡都屈居劣勢。

因為香港從未擁有自己的國家疆域,其社會空間主要是由住民,而非國家,所生產的;這種由下往上生產的社會空間因此具有Lefebvre所言的「autogestion」的特性。所謂autogestion是指:自我控制(self-management),是草根的(grassroots),廣泛的民主,對於一個空間的控制。Autogestion並且是自發的且是基進的(radicalization)(Lefebvre, 2009)。簡而言之,autogestion是一來自非政府力量的,由下而上,反對均質化的空間生產運動;它要求自主,而且深入自由的根本,並因此為國家所不歡迎(ibid)。

香港住民所生產的社會空間在受到中國由上而下生產的空間壓迫時,展現出autogestion-充分的能動性及自主性。迄今,我們看到的有:2003年7月1日香港五十萬人上街遊行要求特首董建華下台,此次遊行結果促使特別行政區基本法23條立法擱置。2005年12月4日香港五十萬人上街爭取普選-即港人自行投票選舉香港特首,而非由中國官方指派。而從2011年底開始,「香港城邦自治運動」的聲音開始傳揚開來;2012年的7月至9月間,由香港的學生,老師和家長更發動了反洗腦教育的抗議運動,其結果使得國民教育科-所謂的洗腦教育-暫緩實施。這一連串香港人自主的、草根的力量展示,生產並且保護了港人的社會空間。

反觀台灣,由於地理上的阻隔,再加以長久以來台灣的社會空間乃是藉由國家力量由上而下所生產的;是以當中國國民黨重新取回執政權,並且將國家外交政策擺放在國共內戰史觀的脈絡中,台灣人毫無警覺,而造成了今天經濟依賴中國,社會空間面臨被中國切割、粉碎的危機;台灣人並沒有展現出如同香港人般的autogestion。即便2012年底至2013年中的「反媒體壟斷運動」成功的擊退了中國資本,使台灣大眾傳媒免於被中國佔領,台灣人依舊沒有表現出足夠的能動性來生產自己的社會空間。

整體來說,無論香港或台灣,autogestion-自主生產並控制社會空間,是面對中國侵略(社會空間)的最重要武器。尤其對台灣而言,自主生產社會空間以維持己身的同一性(identity),保持與中國的差異性(difference),是在經濟依賴結構尚未能突破之下極端重要的防禦工事;唯有將這樣的防禦工事做好,才能避免中國更進一步的對台灣的政治控制乃至於將台灣納入其疆域中。

最後一點必須要認知的是,在地緣政治裡,中國、香港和台灣之間並沒有靜態的現狀(status quo)。空間戰爭是動態的(dynamic),三方的角力隨時都在進行,情勢也可能隨時改變。而以資本主義生產模式發展經濟的中國,勢必無法避免資本主義本身的矛盾和危機。我們必須長期觀察,當中國經濟出現危機時,就是香港、台灣反擊的最好時機。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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