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份子的政治冷漠

 

2009年，孔傑榮 (Jerome Cohen，前哈佛大學法學院教授，紐約大學法學院研究員) 到了台灣與拜訪法學學者和友人，這段期間他發表了一篇名為「公益與私利」的文章在中國時報上。

在這篇文章中，他說「一些朋友說：現在身為刑事被告的前總統陳水扁遭到不公平羈押，已在環境惡劣的看守所中度過好幾個月，但是，其他因涉犯貪汙而被調查或起訴的人卻能被釋放；。。。總統馬英九的國民黨政府一心要對民進黨政治人物提出貪汙的控訴，卻對國民黨官員許多類似的不法行為視而不見；最終被分派負責審判陳水扁和其家人的法官，已多次恣意做出對陳水扁等人不利的裁定；以及立法院未能通過必要的刑事司法改革法案等等。」在他所說的這些現象裡，在普遍的台灣社會的氣氛下，只要表達對這些事件的看法，「挺扁」，「挺綠」，「統派」，「丁丁」等等之類的標籤就會像個符咒一樣貼在勇於表達自己意見的人身上。

因此，大部份的時候，為了避免自己變成給人貼符咒的僵屍，我們不再勇於表達自己的意見，而是勇於和政治或公共事務保持距離，安安靜靜，以測安全。關心是一回事，「做點什麼」又是一回事。知識份子大多很聰明，除了蛋頭學者乖乖的去當掌權者的御用圖章以外，其他的人清高多了；因為他們沈默了。

是的，孔傑榮跟著在下一段的文章中這樣寫道：「他們當中多數人沒有發表意見或文章，或是闡述他們關切的議題？我常常聽到這樣的回答：「這樣做有什麼好處？我們沒辦法改變任何事。他們聽不進去。而且，我們不想成為爭議人物。別人會指責我們『太過偏綠』或同情腐敗。」另外，有些人似乎忙碌於重要的研究、諮詢工作或家庭責任。有一些人則暗示，如果他們引發爭議，將可能失去獲得政府任命公職的機會。」其實，孔傑榮身為中國專家，他應該了解到在所謂的中國文化中有一句話：明哲保身。

受到中國文化影響的台灣知識份子，當然也深受這句話的灌漿跟洗腦；他們的超然態度，其實是比誰都更懂的明哲保身。 然而，當知識份子站出來講話的時候，他們又把自己當作精英和正義要影響整個社會似的。比方幾年前的親綠學者聯署要求陳水扁下台；比方以余光中為首的搶救國文教育聯盟，枉顧歷史脈絡，強推「國語」和「文言文」。而因為不會受到任何威脅，所以他們挺身而出；放棄超然，落入紅塵；但他們比誰都懂的明哲保身阿。 

孔傑容於是又說了「如果台灣的法學教授、法學家、社會學家，和其他具備特殊才幹而能夠促進公眾理解之士，持續沉默下去，他們實際上行使的自由，還比處在高壓中國政權下的知識分子更少。在這些知識分子當中，部分人甚至冒著他們人身安全、個人事業和家庭幸福的危險「向掌權者說真話 （speaking truth to power）」。。。。他們因為表明對獨裁統治的反對而付出了沉重的代價。被綁架、毆打、監禁、喪失律師執業資格、失去工作、遭流放、其配偶和子女被騷擾，這一切的一切折磨著直言倡議的學者和律師。然而，始終有一些人堅定不移。」 

知識份子的政治冷漠並不是政治冷感。他們當然有他們的立場，也有他們關心的事情。但絕大多數時候他們保持冷漠（在這裡，冷漠與沈默是等同的）。在這樣的知識份子身上，再也看不到值得捍衛的價值：自由。在這樣的知識份子身上，我們看到的是思想的巨人，行動的侏儒。 

知識份子為什麼變成一個政治冷漠的傢伙？因為他傲慢。他以為自己可以冷靜觀察當下的時局, 漠然的沒有一點情緒變化；然後，以後，他以為因為這樣的冷漠便能產生更大的力量。或是學術上的成就，或是家庭上的；或是在安全的時候登高一呼，一呼百諾；但是危險的時候，還是明哲保身吧，保持冷漠吧。 

德國牧師馬丁．尼莫拉（Martin Niemoller），在波士頓的屠殺紀念館的紀念碑上刻了一段經常被引用的名言。所有冷漠的知識份子，都該好好讀一下。它是這樣說的：

Als die Nazis die Kommunisten holten,　（起初納粹黨人追捕共產黨員，）
habe ich geschwiegen;　ich war ja kein Kommunist.　（我保持沈默；因我不是共產黨員。）

Als sie die Sozialdemokraten einsperrten,（當他們拘禁社會民主主義者時，）
habe ich geschwiegen;　ich war ja kein Sozialdemokrat.（我保持沈默；因我不是社會民主主義者。）

Als sie die Gewerkschafter holten,　（當他們追補工會成員時，）
habe ich nicht protestiert;　ich war ja kein Gewerkschafter.　（我依舊沈默：因我不是工會成員。）

Als sie die Juden holten,　（當他們追殺猶太人，）
habe ich nicht protestiert;　ich war ja kein Jude.　（我仍然沈默：因我不是猶太人。）

Als sie mich holten,　（當他們來追補我時，）
gab es keinen mehr, der protestieren konnte. （已經再也沒有人能為我出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