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文章簡化式地勾勒出台灣咖啡文化形成的脈絡輪廓。
台灣原生種咖啡,鄒人稱為teofahza,不過,他們並不拿咖啡豆來製成飲料,而把咖啡樹作為其他用途。十七世紀時,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V.O.C.)在台灣的農場並沒有種植咖啡樹這種熱帶植物,儘管台灣的氣候適宜咖啡樹的生長(他們則有在爪哇種植咖啡,咖啡後來成為V.O.C.重要的出口到歐洲的商品)。後經鄭氏王朝以及清領時期,從十七世紀到十九世紀,即便咖啡已經在歐、美成為重要的商品,台灣仍然對咖啡感到陌生。1891年,位在臺北大稻埕的德記洋行曾進口舊金山的咖啡苗和種子給三角湧的茶農,但因為與原住民的衝突,農場遭毀壞,以失敗告終。一直要到日治時期,台灣咖啡的種植生產和商業化規模才漸漸出現。因為茶葉一直以來都是台灣重要的出口商品,而且,茶也是台灣漢人移民所熟悉的飲料,而苦苦的咖啡-它必須加入牛奶或糖才能為多數人接受-則與移民的習慣差距太大,且台灣一直沒有發展出咖啡農場,使得咖啡並沒有在台灣具有如同茶葉的經濟價值,這些因素使得咖啡在台灣的普及成為相當晚近的事情。
直到日治時期日本人才開始有計劃的在台灣種植咖啡,但是這並沒有使咖啡這種飲料變成一種流行文化,反而,與歐洲相似的,咖啡成為一種流行是因為咖啡館的興起。日本領有台灣是在其明治維新成功之後不久的事情,也因此,台灣的許多發展都與西化後的日本幾乎同步的前進著,在1920年代之後,「內地延長主義」成為日本在殖民地施政的指導方針之後,台灣更被加速著與日本同步化。1920年代末,日本內地開始流行咖啡店時,台灣也跟著同步流行。1930年一月份的讀賣新聞其中一期指出:「現今是咖啡店全盛時期...」 ,不止在日本內地,許多日人也來到台灣投資開設咖啡店。1928年,「台北市六十餘町案內」(工商名錄)登記了21 家咖啡店。
台灣在日治時期正式走入資本主義社會。資本主義社會雖然充滿著階級矛盾,但是也開啟了階級自由流動的可能性。此外,日治時期平均國民所得的提高,以及工業化時間同步的影響,使得人們突然獲得了工作時間以外的休閒時間,到咖啡館消費休閒,變成一種時尚。但可以確定的是,這種時尚不會是普及的,因為資本和社會地位/階級(註一)決定了誰確實可以享有這種時尚。
咖啡館與社會地位的關連性,似乎很早就出現了。台灣的第一家咖啡館是1912年十二月一日在台北新公園開幕的カフェー・ライオン(珈琲店 ‧獅子),此家咖啡館帶有官方色彩,並且日後成為政府機關人員日常用餐,文人,藝術家集會社交的場所。至今仍在營業的著名咖啡館—波麗路西餐廳,在日治時期是藝文界人士,特別是美術界人士聚集的場所。「咖啡廳/館」在日治時期就漸漸行成為一個文人雅士的符號。既然咖啡館是擁有身份地位的人才去的地方,喝咖啡,理所當然被認為是身份地位的象徵了。
這樣的符號在今天是否仍然存在呢?有能力喝咖啡的人的社經地位光譜更廣了,但是階層化的區隔與日治時期則沒有明顯變動。隨著資本主義在台灣社會的穿透更深,以及全球市場連結的增強,咖啡豆的成本降低了,有能力消費咖啡的人因而變多,但我們也可以觀察到一杯咖啡的價格從三十元到百元以上不等;於是咖啡本身就已經階層化,一杯普通咖啡或一杯好的咖啡,一杯好的藍山咖啡,這些商品都準備好了要賣給配得起這些優雅符碼的人士。便利商店的city coffee走的是平價路線,訴求的消費者是多數群眾,特定的場所賣的是百元以上的咖啡,訴求的消費者則是更特定、有能力消費的階級。無論作為一種商品的咖啡,訴求的消費者為何種階級,咖啡本身仍是一種符碼,象徵優雅高貴;city coffee的廣告由氣質雅典的桂綸鎂代言,這種優雅高貴消費者可以帶著走,在城市裡移動,不受拘束;而需要在一個定點坐下來好好享受喝一杯的咖啡,本身就讓人感覺其特殊性,過多的廣告反而讓他太過大眾化而庸俗了。
當然,三合一、鋁箔包或鐵罐裝咖啡,則成為道道地地的商品,它要賣給消費者的使用價值在於好喝、提神、方便;回歸了咖啡作為刺激物的本質,解構了咖啡作為能指的功能−以至於有品味的人士,通常不喝這類咖啡。
註一:此處不做有產/無產的階級二分,而是採取韋伯(Max Weber)的定義:一個階級是指一群具有相同經濟處境的人。
參考資料
Wolf, E.R. 2010. Europe and the People Without Histo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沈孟穎。2000。台北咖啡館(文藝)公共領域之崛起、發展與轉化(1930s-1970s)。中原大學:室內設計系學術研討會──多元與差異。
簡雅琦。2013。臺灣雲嘉南地區咖啡產業文化研究 -以古坑、阿里山、東山為例。國立臺南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廖怡錚。2011。傳統與摩登之間──日治時期臺灣的珈琲店與女給。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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