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數時間裡，台灣語言文化多樣性的演變並不怎麼受到國家力量的干預；直到台灣成為日本的殖民地，1919年台灣教育令頒布之後，台灣人的語言使用才真正受到國家強制力的干預；然而，戰後中國國民黨政權獨尊華語的語言政策，才真正讓台灣的語言文化多樣性遭受毀滅性的傷害。
這種毀滅性的傷害來自華語文化霸權的建立和鞏固。蓋因台語是戰前台灣最多人使用的全島性通用語，殖民者政權的語言政策即是以打擊台語為主，藉此達到殺雞儆猴的效果，使其他族群的母語更加被貶抑。
華語文化霸權是藉著汙名化台語為主要手段建立的。其中，懲罰學童使用母語，以及將階級流動框架在升學管道之內，不僅成功的污名化了台語，並且鼓勵了華語的使用，且使華語成為唯一有效的語言資本。藉由懲罰說台語（方言）的中小學生，規訓其認知：「華語才是可以自由言說的語言，而台語只是方言，是不得體的，是不應當在公共場所被說、被聽到的語言。」，因為說了台語且被聽到了，是「做錯事被抓到了」，所以要被懲罰。學校的場域正如傅柯的圓形監獄（Panopticon），置身於其中的人保有一種有意識的隨時可被看／聽見的狀態，藉由層級監視，說台語掛狗牌的懲罰，不須經由肉體折磨的處罰，達成理性規訓的目的；這個長達戰後數十年的規訓過程，成功的污名化了台語，人們在公共場所、討論正經事、政治人物、公眾人物以及成功企業家的口中，甚少會說台語。「指認受殖民者」是污名化台語的另一個重要手段。首先是從說話的外型來區隔殖民者、受殖者，高尚和滑稽。「台灣國語」是最明顯的受殖民標記；說「台灣國語」者，/f/音發成/h/音，/u/音發成/i/音，/l/與/n/混用，這種說話方式在華語優勢的語境下，經常會讓人覺得可愛或好笑而無法將之視為「正常」，更甚者會模仿這種方式說話以求製造樂趣；或者自我否定，閃避這種說話方式，極力追求字正腔圓的華語。這兩者，都是受殖者的病態心理與行為；殖民者更利用這種病態心理，多年來舉辦了無數的華語朗讀比賽，鼓勵家長、學童說「標準國語」，讓華語文化霸權地位更為鞏固，同時台語就更被邊緣化為閩南語，方言，非正式用語。
污名化台語的另一個方法是藉由戲劇表演，藉此來確認粗俗者和社會邊緣人的身份分類。在戲劇表演中（電視劇，電影），下階層的販夫走卒、市井流氓、黑道人物、滑稽人物經常就與台語的表演連結在一起。這樣的戲劇表演不斷地呈現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人們也就對「台語的使用」有了刻板印象。時至今日這樣的刻板印象仍然被人們不斷複誦，確認台語是屬於「那個」非主流階層的人所使用的。更甚者，台語夾雜表演式的使用「台灣國語」，再製且強化了「台語不入流」的刻板印象。
台語污名也經由語言使用的對比而被凸顯出來。台語中某些屬於性器官或與性相關的詞語，一般人在日常生活中本就未必常用，但在戲劇表演中則徹底被消音；比如，華語的「好屌」，客語的「hak-loàn（睪丸之意）」諸如此類的，可大大方方出現，台語卻連「phôo-lān-pha（扶膦脬）」的「lān-pha（陰囊之意）」都得避諱不敢公開說出聲！相反的，台語的「kán」甚至「kàn-lín-niâ（幹恁娘）」，卻被接受的公開出現在情緒憤怒的表演中。這些語言使用的對比，經由表演呈現，人們在日常生活中再現之而強化它，使台語成為無法被正常使用的語言：它的某部份是必須被避諱的，情緒性的使用則是被凸顯放大的。
戰後來台的中國政府所實施的語言政策就是確立華語文化霸權的政策。這種政策就是使「你變得跟我一樣」以方便統治跟管理的殖民政策。它不但使台灣原有的各種語言急速萎縮 ，也使台灣本有的文化多樣性趨向單一化。我們不僅面臨文化斷層，更面臨心靈枯竭的危機。
「建國」不僅是要顛覆中華民國政府，摧破中華民國體制，更要讓台灣本有的語言、文化多樣性再現生機，否則，受綑綁於漢、華的思維中，將只是陷入後殖民泥淖之中，成為中國的附庸 。「奴才當久了便也覺得自己是主人了」是對台灣人最悲慘的未來預言，唯有將建國同時落實在體制、形式和（文化）意識形態的鬥爭之上，我們才能避免空殼建國的遺憾。
後記：本篇原打算使用台語／客語白話字書寫；但受殖民日久且缺乏台語文教育者眾多，退而求其次，以華語漢字書寫。期待自由書寫母語的那天在未來能光榮到來。
完整版論述請見：＜聯合國世界母語日給台語／文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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