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國世界母語日給台語／文的啟示

（本文刊於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引用請註明：邱偉欣（2015）〈聯合國世界母語日給台語／文的啟示〉， 新世紀智庫論壇, 69：40-51）

壹、踏話頭

　　世界母語日1（International Mother Language Day）是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以下簡稱UNESCO）於1999年11月17日訂定及頒布，全球多個國家於2000年的2月21日開始，每年都會舉行慶祝活動，藉此提醒世界各地人們關於語言文化多樣性的重要，並且鼓勵多語的使用。世界母語日之所以訂定在每年的2月21日則是因為一場抗議活動以及四名犧牲者。

　　巴基斯坦（Pakistan）在1947年獨立之後，將烏爾都語（Urdu）定為國家語言，然而隔著一個印度的東巴基斯坦省（Purbo Pakistan）主要使用的語言卻是孟加拉語（Bengali），不滿於獨尊烏爾都語的國家政策（Urdu-only policy），孟加拉人民終於在1952年2月21日於達卡（Dhaka）發動大規模抗議，過程中引爆衝突，四名達卡大學的學生遭到射殺。1971年的第三次印巴戰爭後，東巴基斯坦省獨立為今天的孟加拉（Bangladesh），而2月21日也成為該國的國定假日。

　　世界母語日這天，於世界而言，是對語言及文化多樣性的慶祝，於孟加拉而言，則更有對四名「語言烈士」的悼念—— 以生命捍衛己身語言文化的宣示。

　　「世界母語日」因此有兩層意涵。其表層意涵是歡慶語言文化多樣性；全球有超過六千種不同的語言，由不同的人群所共享。使用不同語言的人群，有不同的思維，各異的宇宙觀，藉由各種象徵化或物質上的生活實踐，產生了各式文化。人類演化至今的歷史只不過是地球星球史短暫的一刻，然而，我們這個物種卻創造了獨特的語言文化多樣性，反映了人類無與倫比的創造力，自然是值得我們驕傲以及慶祝的！

　　遺憾的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提醒我們：「如果不採取有效的措施，至本世紀末將會有六千餘種的語言滅絕…」，世界母語日的內涵義，即在提醒世人要努力保護語言文化多樣性，甚至以生命捍衛之—— 如同孟加拉的四位「語言烈士」那般。

　　倘若我們只剩下眼前具有政經優勢的語言：英語，西班牙語，德語，華語…，多數相對弱勢的語言都被淹沒在往前推進的歷史洪流之中，人類世界將會變得更均質化—— 也就是大家的思維模式、價值觀、行為都將會變得更一致。人類將會失去其獨特的創造力，無從去了解那些「不一樣」的觀點，去從事那些「人心未曾想過」的行為，也失去藉由探究語言文化多樣性以了解歷史、社會變遷以及人類自身的門徑。語言文化多樣性是人類社會無可取代的瑰寶，它的消失將造成無可彌補的損失。

貳、台灣母語的共同處境

　　讓我們將視角縮小，聚焦在台灣。從世界母語日所揭示的意涵來看台灣語言文化多樣性的處境。

　　台灣從很早以前就是個多語的所在：有屬於南島語系的各種語言，也有近百年移民攜來的廈門語、潮州語以及客語。台灣南島語系的語言有兩大特點：彼此差異大，且保留許多古南島語的特徵。台灣南島語因此被視為研究廣布世界的南島語族的歷史及文化必要的門徑。不過，隨著歷史洪流的推進，平埔2原住民的語言已經完全消失或者僅殘留少數的單字片語仍被人們使用，更甚者，現今多數原住民的族語也已經處於瀕危狀態了！此外，在目前的台灣社會中，則已經完全聽不到潮州語，廈門語也因為在地化過程以及1895年的政治分隔之後，演化為當今的台語3。客語也有其在地化以及與台灣其他語言接觸的變化脈絡可循。多數時間裡，台灣語言文化多樣性的演變並不怎麼受到國家力量的干預；在大清帝國領台的二百一十二年間，因為其對全台的有效系統掌控未堅實確立，教育機構也未普遍設立，並且缺乏一個明確的國家語言政策；這段期間內國家力量尚難真正對語言變遷發生關鍵作用。

　　自1896年起，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終戰後，台灣接連成為日本政權以及中國政權的殖民地，國家力量才真正無孔不入的干預台灣住民的語言使用。殖民政府藉由教育系統、公共服務制度、傳播媒體，使殖民者語言「人為地」變成優勢語言（dominant language）凌駕在其他本地語言之上，迫使語言轉移（language shift）成為一種強迫式的，近乎不可逆的趨勢。

　　總的而言，台灣各族群在文化傳統上用以傳遞知識、概念給下一代的語言，即是「母語」；而這些母語，在台灣超過一個世紀的殖民地經驗裏，受到同樣的壓迫。這種壓迫，使台灣多元的語言文化，逐步趨向單一。

　　簡短回顧一下殖民地情境中台灣母語的處境。日治時期（1895～1945），以殖民者視角觀之，可將母語處境粗分為三個時段：接合期（1895～1919）、優勢期（1919～1937）和強制期（1937～1945）。接合期，日本政府初來乍到，必須尋求一條路徑，以求了解殖民地進而能發展出適當策略控制之。這段期間日本殖民者不但放任台灣母語的發展，並且鼓勵來台日人學習土語（台灣本地母語），但同時也開始在各地設立「國語（日語）傳習所」。優勢期，日本殖民者與台灣的接合工作已經告一段落，政治權力穩定。1919年日本總督府頒布台灣教育令，日語／文教育機構確立，使日語攀升至官方認可、資源豐厚的優勢語言地位。日中戰爭爆發後，台灣母語的處境進入「強制期」。日本政府於戰爭期間實施各項政策，希冀將台灣人徹底改造為對天皇效忠的「日本人」，於是，他們在公學校裡廢止漢文科目，查禁一切漢文報紙、漢文刊物，實施國語常用運動，通令各場所各級官員應使用國語，實施日語常用家庭政策，獎勵使用日文姓名等。至此，日語不只是優勢語言而已，而是強制性的進入各個場域而全面壓迫台灣人的母語。

　　戰後，日本人撤離台灣，而來自中國的國民政府利用代表盟軍接受日本投降之便，順手「接收」了台灣。我們同樣可以把台灣母語在此時的處境以殖民者視角分為三期：接合期（1945～1960）、強制期（1950～1980）、收割期（1980～現在）。接合期，國民政府相關人士抵台，同樣需要尋求一條路徑，以求了解殖民地進而發展出適當策略控制之。如同日本殖民政府，這段期間內國民政府鼓勵來台各級人士學習台語。1949年新生報台南印刷廠印行《無師自通台語速成》，1950年正聲廣播電台發行《國語台語兩用自學手冊》，1952年臺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出版《台語方音符號》，1958年國防部總政治部出版了《注音台語會話》。這些都顯示了戰後來台的人士如同前期的日本人一般，需要學習台語，以取得接合台灣社會的路徑。強制期，則是讓華語成為絕對優勢語言，以及徹底壓制台灣母語的流通。與日本殖民政府相同的策略是，透過教育機構，讓華語成為取得知識的唯一語言，因此使華語具有絕對優勢；比日本殖民政府更甚的是，學校場域中嚴格禁止並懲罰學童使用其母語，使母語的使用與受懲處的負面印記相關聯。而在其他的公共場域（電視、廣播、公務）則政策性的限制母語的使用，從而限制了母語的流通。收割期則是指華語使用的全面勝利，母語的全面萎縮。雖然台灣早已解嚴，母語復振運動從1980年代開始一波又一波，不過華語文化霸權（hegemony of Mandarin）並未因此鬆動。探其原因，最重要的是台灣社會的階級流動幾被框架在升學管道之內，在此框架中懲罰學童使用母語的政策，使華語成為唯一有效的語言資本；母語則成為被否定且無效的語言資本。因為母語無法用來承載現代知識，無法用於升學考試，它的使用被限縮在家庭中，家長甚至不願意把「沒用的」母語教導給下一代；因而使得母語舊有的辭彙不斷流失，新的辭彙卻缺少發明，甚至華語詞彙、語法以及音韻侵蝕、取代了母語原有的系統。整體而言，台灣社會如今面對的狀況就是華語的全面收割，以及母語的全面崩壞。

參、台語的處境

　　台灣各族群母語同樣都受到華語的壓迫催逼。前行政院客委會主委葉菊蘭女士在2003年的本土教育研討會曾發言表示：「Holo話正如『掛號』中，客家語已入『急診室』急救中，原住民語更是已進『加護病房』。」2015年的情形恐怕是變本加厲：原住民語已經「入土」，客語在「加護病房」，台語已進入「急診室」。

　　讓我們聚焦在剛進入急診室中的台語。

　　「台語」這個詞彙源自日本殖民者對當時多數的台灣住民所使用的通用語（lingua franca）的指稱—— 台湾語（たいわんご）。雖然「台湾語」是外來者的分類，但使用該語言的人群，在歷史過程中將之移借為己用，簡稱其為「台語」並獲得市民社會（civil society）的共識4。在戰後的一段時間內，新來的中國統治者也同意「台語」一詞的使用（見上節中國統治者戰後出版品的名稱）；然而，這些中國統治者為了連結「中國」殖民母國的合法代理，遂逐漸放棄使用台語一詞而以「閩南語」一詞取代之，並且透過各種管道（媒體、教育系統、書刊、學者論述等）將「閩南語」一詞廣泛地流傳。「台語」一詞早有市民社會共識，「閩南語」一詞卻是由政治社會（國家）所創造；政治社會滲透市民社會而導致台語／閩南語意識形態間的競爭及衝突，至今仍未停歇。

　　《黑皮膚，白面具（Peau Noire, Masques Blancs）》一書中明白地揭示，語言是分類殖民者與受殖者的標記。在日治時期，會不會說日語，是有沒有受過教育，能不能更像殖民者的一個標記；然而，日本殖民政府並未明目張膽地對台灣各族群的母語「污名化」—— 他們對本島人說的語言採取的是一種殖民主義的人類學態度，針對台語的研究產生了《日臺小字典》（1898）、《日臺新辭典》（1904）、《日臺大辭典》（1907）、《日臺小辭典》（1908）、《臺日大辭典》（1931）、《臺日新辭書（1931）、《臺日小辭典》（1932）以及《新訂日臺大辭典上卷》（1938）等結晶。

　　戰後掌控台灣政治權力的中國國民黨政府，則不再採取相同的態度。他們認為，台灣與中國血脈相連，本來就是屬於漢民族、中國的一部分，所以並不需要以嚴謹的態度去了解，反而急需將被日本統治半世紀的台灣「去日本化」以及「再中國化」；所以即使他們在戰後初期認為學習台語有其必要性，但很快便改弦易轍，以確立華語文化霸權為手段，鞏固其統治正當性。

　　華語文化霸權是如何被建立的呢？首先是從說話的樣子來區隔殖民者、受殖者，高尚和滑稽。個人說華語的時候有客語腔調，通常不會被指認為「客家國語」5，如果帶有南島語言的語法或腔調，則說話者會被貶義的貼上「山胞」（或今天的「原住民」）標籤。最明顯的受殖者標記則是帶有台語腔調的華語——「台灣國語」，這是因為說台語的人數最多，「台語」理所當然地成為戰後殖民者主要的攻擊目標。說「台灣國語」者， / f /音發成/ h /音，/ u /音發成/ I /音，/ l /與/ n /、/ an /與/ ən /混用，這種說話方式在華語優勢的語境下，經常會讓人覺得可愛或好笑而無法將之視為「正常」，更甚者會模仿這種方式說話以求製造樂趣；或者自我否定，閃避這種說話方式，極力追求字正腔圓的華語。這兩者，都是受殖者的病態心理與行為；殖民者更利用此病態心理，多年來舉辦了無數的華語朗讀比賽，鼓勵家長、學童說「標準國語」，讓華語的文化霸權地位更為鞏固，同時台語就更被邊緣化為閩南語，方言，非正式用語。

　　建立華語霸權的另一個方式是污名化台語，藉此來指認受殖者和低俗者。方法之一，如上節所提的，藉由懲罰說台語的中小學生，規訓其認知：「華語才是可以自由言說的語言，而台語只是方言，是不得體的，是不應當在公共場所被說、被聽到的。」學校的場域正如傅柯（Michel Foucault）的圓形監獄（Panopticon），置身於其中的人保有一種有意識的隨時可被看／聽見的狀態，藉由層級監視，說台語掛狗牌的懲罰，不須經由肉體折磨的處罰，即達成理性規訓的目的；這個長達戰後數十年的規訓過程，成功的污名化了台語，人們在公共場所、討論正經事、政治人物、公眾人物以及成功企業家的口中，甚少會說出台語。

　　污名化台語的另一個方法是藉由戲劇表演來確認粗俗者和社會邊緣人的身分分類。在戲劇表演中，下階層的販夫走卒、市井流氓、黑道人物、滑稽人物經常與台語的使用連結在一起。這樣的戲劇表演不斷地呈現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人們也就對「台語的使用」有了刻板印象。時至今日這樣的刻板印象仍然不斷在日常中被人們複誦，確認台語是屬於「那個」非主流階層的人所使用的。在戲劇表演中插科打諢的使用台語，夾雜表演式的使用「台灣國語」，則會更加強化「台語不入流」的刻板印象。

　　台語污名在戲劇的表演中，也經由語言使用的對比而被凸顯出來。台語中某些屬於性器官或與性相關的詞語，在戲劇表演中徹底被消音；然而，華語的「好屌」，客語的「hak-loàn（睪丸之意）」諸如此類的，卻可大大方方在表演中出現；台語卻連「phô͘-lān-pha（扶膦脬）」的「lān-pha」都得避諱不敢公開說出。相反的，台語的「kán」甚至「kàn-lín-niâ（幹恁娘）」，卻被接受的公開出現在情緒憤怒的表演中。這些語言使用的對比，經由表演呈現，人們在日常生活中再現之而強化它，使台語成為無法被正常使用的語言：它的某部份是必須被避諱的，情緒性的使用則被凸顯放大。

　　台語是近代台灣自然形成的全島性通用語。戰後殖民者透過教育的規訓、刻意凸顯「台灣國語」的受殖者形象、污名化台語，使得家庭中使用和傳承台語的意願降低，並且使台語的使用變得不自然、扭曲而只在某些情境下適合使用。經由對主要敵人—— 台語—— 的攻擊，華語霸權鞏固了。華語終於佔有絕對優勢，而在收割期成為新的、人造的、全島的通用語。

肆、書寫，以身證道的實踐

　　台語書面化是當務之急。本段將聚焦在探討台語書面化的意義。

　　文章一開頭曾提及，全球有六千餘種人類語言在本世紀末可能均告消失，這些語言，絕大多數都未發展出一套適於本身的書寫方式，因之只能藉由口說耳聞的方式來流通跟傳承。一旦說話者消失，該語言即死亡。以台灣為例，最後一位能夠流利使用Pazeh（巴宰）語的潘金玉女士已於2010年過世，Pazeh語被宣告死亡；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看，Pazeh語隨著潘女士的逝世而「沈睡」，Pazeh族人正在嘗試喚醒這個語言。

　　要喚醒「沈睡」語，唯有該語言留有足夠的文字紀錄才有可能。潘金玉女士生前即曾經協助編篡過多本Pazeh語的教材、字典。喚醒沈睡語的例子在台灣還有Siraya（西拉雅）語的復振運動；他們利用早期荷蘭傳教士以拉丁字母寫下的Siraya語：「馬太福音」，相關傳教資料，以及一段時間內原—— 漢地契文書的資料，作為喚醒Siraya語的基本材料。雖然距離將這些語言重建並能在日常中使用進而重構其文化，還有相當遙遠艱辛的路途，不過我們已經在這些例子中看到了「文字」的神奇力量。

　　「文字」讓口說的語言成為可被記錄下的符號。一旦口中發出的聲音，變成固定在物件上的符號，它就可以超越時空的限制傳遞訊息。文字的使用擴大了言語的流通性，增進了言語的影響力。

　　將口說的台語轉化為具象的書面文字，其重要性可分兩方面探討：從工具性的目的來看，發展台語文（以下簡稱台文）至少有幾項重要的用途：語料的保存、在地知識的保存，以及為台語教學提供素材。從文化面向來看則有：提升語言使用的精緻度、促進台語現代化以及取回台語自身的詮釋權。

　　先從工具性的目的來看。由於文字演變的速度遠慢於口說語言的變化，因此，在台語口說者減少、台語詞彙缺乏使用及流通的情況下，透過台文文本，受華語霸權侵蝕而流失的台語詞彙得以跨越時空限制再現（representation）給讀者；當教育場域，各種公、私領域皆已充斥華語的言談、口說，台語的「聲音」已經被嘈雜的華語淹沒時，文字文本的流通是維持台語生命力的一個重要關鍵。就語料上，台語的詞彙、語法、使用習慣、社會意涵，皆可透過詞典、小說、劇本等等的文字紀錄而保存流通。這些語料的保存，同時也讓在地知識不因言說者消逝而流失。比如說，華語的「漲潮」、「退潮」，台語說成「大流」、「洘流」，這是對物理現象不同的認知和命名。像這樣的在地知識，唯有透過寫下、閱讀、流通、再言說，才能讓它繼續保有生命力。當然，語料、在地知識，都可以成為台語教學的素材，而使語言傳承的內涵更加豐富。

　　而從文化面來看，台文的發展表現在文學、戲劇、評論等各方面，藉由文字的鋪排使用，從而使原本僅用於口說的語言更加精緻，使台文文本的閱讀者在互為主體（intersubjectivity）的作用下產生共鳴，進而影響口說語言的使用；激發台語的美感、藝術的感動。台文文本對於台語在維持舊有詞彙的使用、新創詞彙的流通上，均有正面影響，這些文本使得台語不因政治社會的壓制而能持續發展。此外，台文的美感、藝術藉由書籍的流通、戲劇以及民間藝師的表演再現，將促使台語逐漸擺脫華語霸權下長久的污名。當華語霸權逐漸被解構時，台語將不再是相對於華語主體的客體（也就是說，它將不再被認知為「方言」），台語使用者將重新認知台語為一種獨立的語言6從而將其視為主體（subject）而產生對自我語言、文化的詮釋—— 我們將能不再依賴華語詮釋台灣文化，而回歸到己身的用語自我詮釋7。

　　是以，書寫台文就是一種以身證道的實踐。「身」即自我，「道」亦自我，書寫台文，即是以自我實證自我的存在！藉由書寫台文，台語肯定了自身的存在，否定殖民者／華語主體；是故台文書寫不僅是對本身語言、文化的肯認，同時也是一種反抗。自十九世紀末，跨過日治時期至今，台文的書寫未曾中斷過；雖然在殖民者的天空下，台文書寫總是被忽略被邊緣化，但在資訊密集交流的今天，台文書寫擁有有史以來的最佳機會，藉由訊息的傳播，寫作者和讀者的培養，重構台語及其文化的主體，裂解華語霸權，進而迫使以殖民者為主體的政治社會不得不重構。這樣的理想乍聽之下似乎陳義過高，然而，只要我們能有戰略性思維的從事（台文）語言文化上的實踐，目標的成就將是可以期待的。

伍、台語文的發展與未來

　　欲發展台文，首要解決的就是台文書寫的問題。台語有沒有字？要如何書寫？這兩個問題歷來爭議不休。我們可以從兩方面的考察來回應。

　　首先，「何謂文字」？文字是一種具有象徵意義的指向性符號。文字與圖畫相同，它們都是人造物。但文字有許多方面不同於圖畫；觀賞一幅圖畫，賞畫者可以從中得到某種「（言人人殊的）意思」，但文字則是指向某種「特定意思」的符號，此外，它同時也是指向某種「特定聲音」的符號—— 簡言之，文字是一種透過視覺傳達而連結口說語言（聽覺）及其意思的符號。不同於變異豐富的圖畫，文字是一種具有社會共識的符號；社會對這些符號的共識，造成這些符號只能在有限度的範圍內出現變異，「錯字」就是超出了這個範圍的容許，會使人誤解或不解其意。文字是由有規則的符號單位組合而成的，在歷史演變、社會共識形成的過程中，這些符號單位逐漸系統化；使用某種語言的社會，一旦對於接受某套符號單位的系統有了共識，便可採用這套系統書寫自己的語言。比如，歐洲多數國家的語言書寫，都是建立在拉丁文字符號的系統之上；印度半島、東南亞多國，其語言的書寫則奠基在婆羅米文字（brāhmī script）符號系統之上；東亞的支那（La Chine）則以漢字作為其語言的書寫系統，歷史上受其政經勢力影響的區域，也多以漢字作為書寫系統，但是韓國、越南等地均已「脫漢」，發展出異於漢字的符號系統。

　　總結以上，所謂「文字」是一套由有限元素構成，具有社會共識以及象徵意義的符號。那麼台語的「文字」當然也必須符合相同的規範。部分有心人士認為，使用台語的社會由於歷史上長期受到支那的政經勢力影響，台語必須以漢字符號為書寫系統；但同時也有人認為，應以拉丁文字符號作為台語的書寫系統方是上策。孰是孰非？且讓我們考察第二個問題：台語語言層的問題。

　　語言層指的是歷史上不同時期，或同時期但不同語言相互接觸，所遺留下的語彙。語言學的研究指出，台語語言層複雜，「漢語」只是其中的一層。許多非漢語來源的詞彙，至今仍然活躍在我們日常生活當中；比如「bah /baʔ3/」，許多人多以訓讀將此字寫作「肉」，但事實上來自漢語的「肉」讀作「jio̍k /dziɔk5/」。寫「雞肉」的時候，人們自然讀成台語的「ke-bah /kɛ33 baʔ3/」，但是寫成「肉體」的時候，卻使許多人搞不清楚到底要讀「bah-thé /baʔ5 tʰɛ51/」還是「jio̍k-thé /dziɔk3 tʰɛ51/」。源自漢語的「肉」字，由於錯綜的社會歷史因素，發展出文／白異讀；肉字的文讀發音為「jio̍k /dziɔk5/」，白讀發音為「he̍k /hɛk5/」。某些具有台語文／白異讀的漢字，不同發音在使用上分化出不同的功能和用法，有些則沒有明顯的分化。以上述的例子，「he̍k」「jio̍k」兩種發音在功能上並未有明顯的分化，但在使用上卻存在著差異，比如「肉身」應讀為「he̍k-sin /hɛk3 sin55/」，「肉體」則為「jio̍k-thé /dziɔk3 tʰɛ51/」。而文／白異讀功能明顯分化者舉例如下：「大人講話，細漢--ê tiām-tiām」，句中的「大人」，可讀作「tōa-lâng /tua31 laŋ35/」或「tāi-jîn /tai31 dzin35/」，句子的語意均通順，然而意思卻天差地別。

　　這些例子指出，由於台語語言層複雜，若要完全依靠表音功能薄弱的漢字來作為書寫系統，將會導致單一的漢字符號可能必須同時負載多種語音、多種語用的象徵指向；這無疑會增加學習者的負擔。另一個問題是，過分強調支那在歷史和政治經濟上與台語的連結，導致對漢字「本字」—— 某個台語發音的漢字歸屬—— 不斷的追尋。然而，台語漢字本字的追查並不容易，加以台語中有許多常用字—— 尤其是連接詞、語氣詞等虛詞—— 大多數不屬於漢語語言層，它們又豈會有「本字」可供考查？有心人士於是製造了新的「台語漢字」；然而這些台語漢字的命運就如同歷史上「越南漢字（在這裡指『字喃（Chữ Nôm）』）」一樣，並沒有穩固的社會共識，不但識讀和流通上困難，也造成台文寫作時選用字的困擾。

　　台文書寫的問題多年來一直困擾著有心台語傳承教育和文藝創作的人士。根據楊允言、張學謙統計，台灣社會中出現過的台語表記方式多達六十四種8；若再加上不成系統的「台語民間書寫」9，台語書寫方式未獲社會共識的混亂程度可見一般。幸而在2006年時，透過各界專家的努力，整合白話字（即一般所稱「教會羅馬字」），教育部公布了「台灣羅馬字拼音方案（以下簡稱台羅）」，並且也陸陸續續公告「推薦漢字」，這是台語書寫經由國家力量介入取得社會共識的重要標竿；但吾人仍須注意，台羅是「拼音」而非「文字」10，此外，教育部推薦漢字的不斷增加，把台語框架在「漢字」之中的意圖明顯；這仍然未擺脫殖民者意識形態，漢字與所謂中華文化的連結仍然過於強烈，以台語作為主體的表現仍然是隱微的。

　　上段所提到的「白話字」是書寫台語的另一系統，奠基於早期傳教士發明、改良過後的拉丁文字系統。在白話字的發展史上，早期的使用者和詮釋權掌握在教會以及外國傳教士手中；但隨著傳教事業的發展，教徒的增加，與社會互動的頻率上升，白話字逐漸在台南府城一帶在地化；台語的白話字文本大量累積，並且逐漸「世俗化」的不限於在教會中使用。

　　基於拉丁文字符號發展出的白話字，是一種音素（phoneme）文字；也就是將每一個字的聲音切割成語音單位，書寫時的符號就是表示這些發音的單位，這些符號的組合就成為一個字。使用白話字的好處是，無論台語字的來源是否為漢語，它都可以適切地表示。

　　白話字似乎可以作為台語書寫的一個良好系統。不過，考量現實我們不得不承認，完全使用白話字書寫台文在現階段是難以達致社會共識的。折衷台文寫作方案是，使用易識別的漢字，在虛詞、難字及非漢語的部分則使用白話字—— 也就是所謂的漢羅合寫；這種寫法同時兼顧了漢語以及非漢語語言層，使用者無需煩惱漢字的本字、訓讀字或必須創新字，不受漢字框架綑綁而自由書寫。在社會共識以及文本流通上，因為現實上絕大多數人受教育體制的框架限制，對「漢字」較容易親近，「漢羅合寫」的文章讓多數人願意嘗試閱讀台文。九○年代以後，漢羅合寫吸引大量創作者投入，台文文本快速累積，擴增台語／文的流通，奠定台文書寫社會共識的基礎；漢羅合寫在今日已成台文主流。

　　台文將來的發展應著重在創新、教育、展演及入政這四方面。創新方面，台文作品不能僅固守傳統的詩句、歌謠創作，否則會把台語／文結晶化（crystallization）變成供人賞析的「文化資產」，而非流通的「活」語言。台文的各式作品，應以傳統厚度為基礎，契合現代社會脈動，在詩、散文、小說、戲劇、歌曲、民間文本（如招牌用語、結婚喜帖、菜單、看板等等），展現活力。不斷創新的台文文本，本身的呈現即是展演，對閱聽者產生的反饋（feedback）就是一種教育；若作為教材進入正式的教育體制中，則成為有強制力的規訓，對於保護與傳承台語、標準化台文書寫以及培育未來創作人才是非常重要的關鍵。而所謂的「入政」指的是以實際行動進入政治社會，不讓台語／文的發展囿限於市民社會中，陷台語／文於華語霸權宰制下，去主體化的、被允許的、被鼓勵的菁英文化資本。只在市民社會中生存的台語／文同樣會使台語／文結晶化，成為僅供人利用的文化資產，加速台語的死亡。滲入政治社會的實際行動包括社會運動的動員，語言使用上的公民不服從，文化詮釋權的奪取，乃至實際參與民主選舉，取得發言權、行政權；迫使國家語言政策修正，進而以國家力量裂解華語霸權，市民社會對語言使用的意識形態將會因為政治社會的動搖而改變，台語／文（乃至各語群的母語）才能健康地發展。

　　紐西蘭的毛利語（Māori）復振運動是市民社會「入政」的良好示範11。1960年代毛利語在大部分的家庭都不再是兒童社會化的語言，毛利語有被消滅的危機，毛利人開始發動大規模社會運動；1987年紐西蘭政府通過毛利語法案承認毛利語的官方地位，這項成果使毛利語運動得到政治社會的制度性支持和市民社會的更多迴響。此後毛利語運動透過國家力量挹注資源，使毛利語不僅得到制度性、象徵性的保障，更獲致實質性的復振。

　　毛利語復振運動成功的關鍵之一在於，1840年英國與殖民地紐西蘭的毛利人曾簽署瓦塔奇條約（Treaty of Waitangi），保證毛利人在大英帝國統治下得保留其對taonga的擁有和享受12。戰後佔據台灣的中國政府未曾與台灣住民有過保障台灣人權益的任何協議或條約。然而，解嚴後台灣人意識的迅速竄起，語言復振運動亦曾一度澎湃發展；但殖民者未曾離開台灣，轉型正義未曾落實，受殖者病態心理陰影依舊，台灣的語言復振運動屢屢遭挫；不過自去（2014）年三一八運動以來，殖民者所建立的政治社會受到前所未有的撼動，這也是語言復振運動的大好時機。台語要能存活，台文要能持續發展，恐怕有志之士在此其時都必須義無反顧的「入政」了！

陸、結語

　　從1895年至戰後台灣解嚴之前，台灣的政治社會均是由殖民政府所掌控；解嚴後，台灣雖經過一次政黨輪替，然而由於殖民者所強制建立的意識形態及社會結構並未被解構，使台灣社會落入濃厚的後殖民遺緒之中；再加以中國殖民者未曾離開台灣，且藉著選舉制度重新取得執政地位，殖民枷鎖再度牢固的綑綁台灣社會。

　　在殖民者的監視下，母語的使用成為一個明顯的受殖者標記；藉由制度化的各種手段，打擊並污名化台灣最普遍的通用語—— 台語，達到殺雞儆猴的效果，不僅減損了台語的使用、發展、流通，連帶也讓各語族母語更加邊緣、弱勢；他們藉此建立華語霸權而達成將台灣人「中國化」的目的。

　　台語既是殖民者打擊的主要目標，台語的復振也就具有指標性意義。台語復振過程中，發展書面文字，增加台語使用的量與質，提高台語在文學、藝術上的成就；藉此讓台語去掉污名，提供更多教育傳承的素材，消解華語霸權。台文作為台語復振運動中核心的一個環節，連帶也對各語族母語的復振以及國族（nation）認同的鞏固帶來正向作用。各族母語若採取相同的拉丁文字符號系統作為工具發展自己的書寫，不僅使母語不再被漢字／華語綁架，也因為書寫系統的相同，使得台灣各語族更容易親近、學習、了解彼此的語言和文化，「共同體」的認同感會因此被形塑；唯有當彼此了解的橋樑建造起來之後，一個多元文化的台灣共同體才會真的出現；在華語霸權下，台灣的多元文化只是紛雜的客體—— 它們需要被分類、被研究、被保護、被變成文化資產以供利用——「中華」作為殖民者意識形態才是主體，華語以及漢字是人人都必須被規訓學習的。

　　聯合國世界母語日的目的是為了慶祝人類語言文化的多樣性，提醒世人這種多樣性的彌足珍貴；而孟加拉在這一天則是紀念語言烈士，宣示了以生命捍衛己身語言人權的大無畏。這一天在台灣，政府以及民間社團也都舉行了相關活動來慶祝台灣語言文化的多樣性；然而，這些活動究竟是行禮如儀的象徵呢？還是實質行動前的「戰舞」儀式？捍衛、延續、發展台灣的語言文化多樣性，必須有實際行動；書寫台文是以身證道的作為；筆者更希望台文作為一種示範，喚起各語族對本身母語書寫的熱情；在華語霸權鋪天蓋地的環境中，「書寫」恐怕是母語最後的生機。不過，也許這樣仍然不足，有朝一日我們必須要有以生命捍衛語言文化的大無畏；比如孟加拉，直到他們完成獨立建國，孟加拉語和他們的文化才得以完全被保障。

【註釋】

1.   此處使用「世界母語日」而不採用「國際母語日」是因為「世界」是台語語境下的用法，而「國際」一詞雖在日治時期以被引入台灣人的口語之中，但多用於較為狹義的情境，例如：國際聯盟、國際條約。參見《臺日大辭典》（1931）世界以及國際條目。

2.   平埔族並非指單一的族群。「平埔」就是「平地」的意思；「族」則是指一特定的人群。所以「平埔族」是用來指稱「居住在平地的人群」的簡易稱呼。「平埔族」是相對於移民來台的漢人；故也可以將這個詞彙理解成「他者」對居住在台灣平地原住民的分類。

3.   一些研究指出，早期台語跟廈門話幾乎沒有差異。然而台灣語言環境的特殊性，移民「土著化（indigenization）」的過程，以及日治時期之後的政治分隔造成台灣語言演變獨立的走向，使現今的台語和廈門話在詞彙、語用甚至音韻上都出現不少歧異處。李勤岸在其博士論文中即將廈門話視為外來語，透過基督教的傳教進入台灣。

4.   本文中使用的市民社會和政治社會兩個詞彙，其定義依據葛蘭西（Antonio Gramsci）。市民社會指的是社會中各個單位的集合，這些單位包括：家庭、各種結社、私人企業等等。政治社會則是指國家。

5.   客語在音韻以及語法上較接近華語，台語則與華語差異甚大。這使客語母語人說華語時，雖有特殊腔口，但「比較」字正腔圓。對台語刻板印象污名的建立，清領時期已有痕跡，《臺海使槎錄》中描述府城居民的言語有如下評論：「郡中鴃舌鳥語，全不可曉。」

6.   所謂「方言」，指的是一種語言的不同變體。台語不是華語的變體，兩者之間自然不存在方言關係。而殖民者污名化台語為「方言」，則是將華語作為「國家語言」之下相對貶抑的「地方語言」。

7.   翁佳音曾舉一例，《臺灣紀略》中記載台灣果產提到一物：「…甘馬弼…」，如果僅以華語詮釋將會無法理解此是何物。但是以「音譯」的角度思考就會豁然開朗，「甘馬弼」即kam-á-bi̍t（番茄的台語稱法之一）；對於台灣歷史、文化的理解豈能依賴華語語境？

8.   楊允言、張學謙著，〈台灣福佬話非漢字拼音符號的回顧與分析〉，《第一屆台灣母語文化重生與再建學術研討會》（台南：台南市文化基金會，1999年），頁62-76。

9.   台語民間書寫指的是未受過台文教育訓練的人，恣意發揮的台語文字表達。比如「很慢的奶雞」；這是取漢字發音與台語相近者書寫，正式的寫法為：「現挽ê荔枝」。更多例子可參考：<http://210.240.194.97/TG/binkan/>。

10.     張裕宏曾明白指出：「（台羅）其實是台灣語文學會的TLPA設計…礙難應付正在增加的外來語詞彙…主要目的是注音及初級語言教學，是音標取向（和英國的“i.t.a.” 初級教學音標相當）」。

11.     張學謙，〈Aotearoa／紐西蘭的語言規劃〉，施正鋒編，《各國語言政策研討會——多元文化與族群平等》（台北：前衛出版社，2002年），頁151-197。

12.     Taonga意指寶物。依此，塔瓦奇條約保證毛利人擁有土地所有權和某些傳統權利及特權；毛利人主張毛利語是他們的taong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