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俗「做十六歲」之淵源及成因探討一文，係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彭美玲老師於1999年發表於臺大中文學報的一篇論文。彭老師的研究專長之一是古代禮俗，因此這篇研究台灣台南「做十六歲」儀禮的論文，自有其獨到的見解，而這篇論文也是在90年代對「做十六歲」儀禮較為深入探討的文章，開往後研究之先河。不過，對於這篇文章，仍然有許多值得吾人深思探討之處。以下分為三大面向討論之：（一）文本內容梗概介紹，（二）文章內容評論，（三）過渡儀式的社會意義。
（一）文本內容梗概介紹
誠如本文的標題所明示的，這篇文章的目的是要探索台南「做十六歲」儀式的來源以及其成因。作者認為，「做十六歲」是台灣頗具代表性的儀俗，並且曾經廣泛流行於全台各地。就如同目前被廣為宣傳也為一般人認知的，「做十六歲」是一項成年禮的儀式，因此，作者首先釐清此成年禮和所謂古代成年禮儀式之異同，以探求此儀式的淵源。作者利用各類方志文獻的爬疏，指出：「做十六歲」以十六歲為成年標準，與古禮迥異，並且，以「捾絭 」（指配戴護身符）為儀式核心，而非加冠及笄，而在此表現出民間多神信仰的內涵。在指出「做十六歲」的特殊性之時，作者也列舉台灣數地的方志，以指出「做十六歲」普遍在全台各地流行。
作者更進一步以方志的內容指出，「做十六歲」在近代中國的台，閩，浙三省均有流行。而依此往前推論台俗「做十六歲」乃源於閩、浙 − 此說的立論基礎為，台灣多數的移民來自閩，而閩浙水路相通，風俗互相學習而相近。
作者認為，以十六歲作為成年的標準是一非常特殊的標準，異於古禮所謂十二、十五或二十加冠，十六歲的成年標準明顯與古代禮俗無涉。作者於是由殤齡的問題切入討論。經過一連串的推論之後，作者認為，十六歲乃是取男子生理成熟的平均年齡而定。至於為何女子也是以十六歲作為成年標準，而非平均生理成熟年齡的十四歲？作者認為，這是受到道教思想影響而表現出的男女平等。
作者最後作出三點結論，指出，台俗「做十六歲」是傳統成年禮的特殊類型，具有地區的特性。同時，台俗「做十六歲」又並非特例，近代中國南北各地，均有此類似的習俗。最末，作者指出，十六成年乃是出自古人的生理觀，並與道家學說，道教思想有關聯。
（二）文章內容評論
2.1 過度推論與邏輯錯誤
簡要概括整篇文章的主要論點為：台俗「做十六歲」淵源自中國，日後有所發展。而這個論點的所有依據皆是來自各方文獻和各地方志的爬梳。因此，本篇文章的讀者勢必要對其方法以及論點進行基底的批判（radical crticism），方能對「做十六歲」的淵源與成因產生更清晰的視角。
作者的重要結論之一是，台俗「做十六歲」淵源自中國。然而細看作者所提出的方志紀錄，不難發現問題：
廣西省隆安縣志云：冠禮久廢...男子至十六歲時...此惟富家子嗣單弱者行之...
江西豐城縣志云：冠禮久闕...男子，年十六，即於祖祠揭行派次序授之...
安徽省南陵縣志云：...及至婚配之時，俗曰「做大人」...
陝西省府谷縣志云：...至十六歲，始命名議婚。
河北省良鄉縣志云：士大夫家子弟十六，父命加冠...今禮廢
上引五本方志中的記載乃是作者認為「確言十六成年者」，然而這樣的斷言卻是有疑義的。「冠禮久廢...男子至十六歲時...此惟富家子嗣單弱者行之...」，是富戶人家才會在家中孱弱的男子十六歲時舉行的儀式；那麼，依此段敘述，這不是個廣泛流傳的民間習俗，再者，針對「子嗣單弱者行之」，其可能具有其他的含義，未必是「成年禮」，豈能因「冠禮久廢」就推論此必為成年禮？這樣推論豈不以文害義了？同樣的，「冠禮久闕...男子，年十六，即於祖祠揭行派次序授之」如何必然是「成年禮」呢？而另兩則方志中的描述強調的是「婚配」，「成年禮」與「婚配」如何能劃上等號，恐怕需要更多的論述琢磨。河北省的方志所謂：「士大夫家子弟十六，父命加冠」，可能是最接近十六歲成年禮的描述了。然而，倘若作者以此為證，恐怕將完全無法得出「台俗做十六歲習俗源自閩、浙」，「十六成年與南方水土有關」這樣的結論！
作者當然不只爬疏以上這些文本。然而作者自己指出，其他的方志對所謂「十六成年」者，屬於「泛言、渾言或通言」，換言之，其他的方志並沒有對十六成年有確切地記載和描述。多數的方志中對十六歲成年習俗的記載是如此的模糊不清，而作者最後的結論居然是「台俗並非特例，因近代中國南北各地不乏十六加冠的習俗」，豈非過度推論！
除上述錯誤之外，作者企圖由近代中國方志中的記錄連結台灣「做十六歲」的淵源，犯了一個邏輯上根本的錯誤。這個錯誤即：即便以十六歲為成年的標準確實存在於近代中國的不同地區，也無法論證「十六歲成年禮」確實存在那些地區。[1]由於此種根本的邏輯錯誤，台俗做十六歲淵源餘閩、浙，如此的結論，自然無法成立了。
2.2 「做十六歲」遍佈全台？
作者認為，做十六歲曾在台灣廣泛的流行，並列舉部分台灣地方志為例，最晚近者是1980年的台北市志。然而，縱使作者舉證歷歷，言之鑿鑿，實踐上卻似乎只見台南市常規的舉行做十六歲的儀式。究竟做十六歲的儀式是否曾在廣泛的流行？我以為，要解決這個問題必須（一）對文獻更詳細的考證爬梳，（二）實際的田野調查。無論是那一方面，作者的論述恐怕都欠缺，甚至有失去韋伯（Marx Weber）所謂的「智識的誠篤（intellectual integrity）」的風險。
就文獻的爬梳方面，作者引用了台灣的地方志，以及其他學者（朱鋒，劉還月）研究過的二手資料。可疑的是，關於20世紀初期台灣的一些風俗習慣研究經常被引用的「台灣舊慣調查」，作者居然完全（有意或無意？）的忽視了！囿於時間精力，筆者無法爬梳整理台灣舊慣調查中是否有關於十六歲成年禮的記載。然而，有趣的是，台灣總督府普遍性的承認台灣人依循「十六歲成丁」的舊慣，[2]意即，十六歲為成年，需負擔法律上的責任。不過，在清領時期的台灣，即便十六歲成丁亦不影響個人在家族或社會中的地位；此點會在下文延伸討論；十六歲成丁是台灣的舊慣，然而作者在文中卻明白表示此說法有待商榷，顯見其文獻爬梳之不周密。
實際的田野調查在確定做十六歲習俗是否遍及全台是至關重要的。一者，方志的記錄未必如實反映一個地方的習俗活動。再者，訪談地方耆老，有助於整理出老人家們對於過往歲月中習俗活動的記憶。如果，做十六歲果真如同作者所宣稱的曾在台灣各地廣泛的流行，並且通行於不同語族（南島語族除外），那麼耆老的記憶應當可以適當地反映出「做十六歲」的母題及其變異所構成的儀式甚或儀式叢在各地出現的蹤跡。殊為可惜的是，本論文的作者並未進行任何實地的田野調查，而完全仰賴地方志文本。
做十六歲的儀俗是否曾經遍佈台灣各地，仍然是個懸而未決的問題。如果為了得到「做十六歲」淵源自中國閩浙地區這樣的結論，而發明「做十六歲」遍及台灣各地的說法，以否定其發源於台南西區五條港一帶，藉由此種論述消除台灣歷史的主體性而嫁接到中國歷史的脈絡上，這樣的做法顯然缺乏智識的誠篤 − 意識到忠於自己的思考，保持所採取標準的一致性，以及坦誠自己思考、行為不一致的必要性等。為了某種目的而產出的學術智識，卻以中立、中性[3]的面目呈現於求知者面前，顯然是缺乏智識誠篤的。而此篇論文的作者，正冒著這樣的風險在從事學術研究。
（三）過渡儀式的社會意義
釐清此篇論文作者的各項謬誤之後，應當如何看待「做十六歲」此項習俗呢？
現實上，目前仍然大規模的進行做十六歲儀式的，集中在台南開隆宮，而該儀式明確的是一種「成年禮」。筆者建議（suppose）以兩種觀點來看待「做十六歲」。第一，「做十六歲」儀式為一種文化的樣式（pattern）。第二，「做十六歲」儀式是一種過渡儀式（rites of passage）。因為如此，我們必須把做十六歲擺放在孕育它的政經脈絡下來看待。
過渡儀式又被稱為通過儀式，所指的是一種儀式，通常在人生重要階段轉變的過程會舉行它；人們藉由通過這個儀式以順利進入人生的下一個階段。通過可被分為三個階段，分離，中介和融合。人們必須從前一階段的樣態中分離出來，進入一個什麼也不是的中介階段，最後再融合回這個社會中，獲得一個新的身份。一個讓大家感到熟悉的例子是結婚典禮。「將要」結婚的新郎新娘已經跟前一個單身的階段分離（通常是訂婚之後，或是提親之後，這是整個儀式的開始），尚未進入下一個階段，結婚典禮進行時，他們被穿上平常不會穿的禮服，接受眾人的注目，而在結婚典禮後脫下禮服，回到正常生活，但是身份已經變成丈夫和媳婦了，也因為這個重新融入社會的身份，其社會位置、人際網絡、社會功能都與以往不同。
本篇論文中引用劉還月先生的分析，指出：
做十六歲相傳源於台南的五條港碼頭。...做十六歲之前的孩子只能算是童工，僅領半薪；十六歲後才能升為正式的碼頭工人，得以領全薪。因而家中只要有剛滿十六歲的孩子，必然大肆宴請親友，宣告子女長成。
就文獻的爬梳方面，作者引用了台灣的地方志，以及其他學者（朱鋒，劉還月）研究過的二手資料。可疑的是，關於20世紀初期台灣的一些風俗習慣研究經常被引用的「台灣舊慣調查」，作者居然完全（有意或無意？）的忽視了！囿於時間精力，筆者無法爬梳整理台灣舊慣調查中是否有關於十六歲成年禮的記載。然而，有趣的是，台灣總督府普遍性的承認台灣人依循「十六歲成丁」的舊慣，[2]意即，十六歲為成年，需負擔法律上的責任。不過，在清領時期的台灣，即便十六歲成丁亦不影響個人在家族或社會中的地位；此點會在下文延伸討論；十六歲成丁是台灣的舊慣，然而作者在文中卻明白表示此說法有待商榷，顯見其文獻爬梳之不周密。
實際的田野調查在確定做十六歲習俗是否遍及全台是至關重要的。一者，方志的記錄未必如實反映一個地方的習俗活動。再者，訪談地方耆老，有助於整理出老人家們對於過往歲月中習俗活動的記憶。如果，做十六歲果真如同作者所宣稱的曾在台灣各地廣泛的流行，並且通行於不同語族（南島語族除外），那麼耆老的記憶應當可以適當地反映出「做十六歲」的母題及其變異所構成的儀式甚或儀式叢在各地出現的蹤跡。殊為可惜的是，本論文的作者並未進行任何實地的田野調查，而完全仰賴地方志文本。
做十六歲的儀俗是否曾經遍佈台灣各地，仍然是個懸而未決的問題。如果為了得到「做十六歲」淵源自中國閩浙地區這樣的結論，而發明「做十六歲」遍及台灣各地的說法，以否定其發源於台南西區五條港一帶，藉由此種論述消除台灣歷史的主體性而嫁接到中國歷史的脈絡上，這樣的做法顯然缺乏智識的誠篤 − 意識到忠於自己的思考，保持所採取標準的一致性，以及坦誠自己思考、行為不一致的必要性等。為了某種目的而產出的學術智識，卻以中立、中性[3]的面目呈現於求知者面前，顯然是缺乏智識誠篤的。而此篇論文的作者，正冒著這樣的風險在從事學術研究。
（三）過渡儀式的社會意義
釐清此篇論文作者的各項謬誤之後，應當如何看待「做十六歲」此項習俗呢？
現實上，目前仍然大規模的進行做十六歲儀式的，集中在台南開隆宮，而該儀式明確的是一種「成年禮」。筆者建議（suppose）以兩種觀點來看待「做十六歲」。第一，「做十六歲」儀式為一種文化的樣式（pattern）。第二，「做十六歲」儀式是一種過渡儀式（rites of passage）。因為如此，我們必須把做十六歲擺放在孕育它的政經脈絡下來看待。
過渡儀式又被稱為通過儀式，所指的是一種儀式，通常在人生重要階段轉變的過程會舉行它；人們藉由通過這個儀式以順利進入人生的下一個階段。通過可被分為三個階段，分離，中介和融合。人們必須從前一階段的樣態中分離出來，進入一個什麼也不是的中介階段，最後再融合回這個社會中，獲得一個新的身份。一個讓大家感到熟悉的例子是結婚典禮。「將要」結婚的新郎新娘已經跟前一個單身的階段分離（通常是訂婚之後，或是提親之後，這是整個儀式的開始），尚未進入下一個階段，結婚典禮進行時，他們被穿上平常不會穿的禮服，接受眾人的注目，而在結婚典禮後脫下禮服，回到正常生活，但是身份已經變成丈夫和媳婦了，也因為這個重新融入社會的身份，其社會位置、人際網絡、社會功能都與以往不同。
本篇論文中引用劉還月先生的分析，指出：
做十六歲相傳源於台南的五條港碼頭。...做十六歲之前的孩子只能算是童工，僅領半薪；十六歲後才能升為正式的碼頭工人，得以領全薪。因而家中只要有剛滿十六歲的孩子，必然大肆宴請親友，宣告子女長成。
本篇論文的作者反對劉還月先生的說法，然而卻無法提出更周全的解釋以及有力地反駁。我們不妨將「做十六歲」的源起問題先擱置，避免無謂的爭辯或僅產生形式上的答案，而無法理解做十六歲儀式作為一種文化樣式的意涵。
將「做十六歲」鑲嵌在五條港碼頭的政經脈絡中，即可理解，以「做十六歲」為成年禮的展演，即是半薪童工與全薪成丁（十六歲成丁是清領時期就有的台灣冠席）的分界線。「未成年」通過「做十六歲」便是「成年」；這個過渡儀式的進行，彰顯成丁後社會上的位置，社會功能以及人際網絡實質的改變，而非僅僅只是「成丁」而已；除了這種「通過」的改變，此儀式更具有一項社會功能，建構了「童工」與「成年工」的階層以及區隔了「童工」與「成年工」的勞力市場。如此，碼頭苦力的勞力市場形成雙元狀態，不僅可減少家庭把童工送進碼頭工作的誘因，讓童工免去因身體發展尚未成熟卻荷重而受到傷害，更可藉此一「做十六歲」的儀式，讓成年男性碼頭勞動力不至於受到任意與無節制的童工勞力供給，而招致削價性的惡性競爭。
這種解釋無疑是透過「社會學的想像（sociological imagination）[4]」來理解和詮釋「做十六歲」。在這種觀照下，「做十六歲」是否源起於台南，是否淵源於移民的故鄉，其實已經無足輕重。
[1] 有十六歲成年禮舉行的地方，可以反推出該地方的社會以十六歲為成年的標準。然而，以十六歲為成年標準的社會，則未必會舉行十六歲成年禮。更基底的批判是，若一個社會中慣習爲十六歲的青少年舉行某種儀式，該儀式也未必與進入成年有關。一個儀式在社會中的功能和意義，需要足夠多的田野資料方能釐清。
[2] 曾文亮。2010。〈全新的「舊慣」: 總督府法院對臺灣人家族習慣的改造 (1898-1943)。〉台灣史研究，17:1, 125-174.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