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0月10日 星期五

台灣海洋文學的開展及其作為國族解殖的必要與可能

摘要

文學是一種經過特殊編排方式的語言呈現,雖不宜被狹隘的定義為功能性的工具,不過,藉由讀者與特定文本的交談,文學確實發揮了教育、美學、傳達知識、抒發情感等多方面的功用,蓋因文本本身即是某類意識形態的呈現或再現,而得以與讀者互為文本並建構彼此的主體性。本文首先指出,台灣海洋文學是一個特殊的文類,在戰後台灣史的脈絡觀照下,台灣海洋文學同時具有在地以及解殖的性格。本文進一步的舉出近三十年來台灣海洋文學作品中的書寫為例,指出,台灣海洋文學的在地性雖已彰顯,然而在書寫上卻仍未完全擺脫殖民語境;本文主旨並非強調母語書寫,而是指出,海洋文學的書寫應當與在地海洋知識銜接,並將在地母語語境及其文化融入書寫當中,當可使台灣海洋文學的美學表現更為寬廣,並彰顯解殖的功能性。




一、文學與海洋文學
1.1、文學作為一種意識形態的再生產

文學不同於發生於日常生活中的語彙、對話。文學是將口語或文字,以一非平常的特殊方式生產出來的一種表達(楊雅惠,2012: 1-2)。文學不是單純的語言表達,它是刻意安排的言說或書寫,不必然和現實直接接合。一部文學作品即是一個文本,它與其他文本之間有互文關係(intertextuality)。互文關係的理論指出,沒有任何一個文本可以獨立存在而具有意義,任一文本必須與其他文本發生關係,才會有意義被彰顯或理解(Kalogirou, 2012)。也就是說,一個文本不會單獨存在,它必然存在文本網絡之中;一個文本內,必然存在著可被辨識的其他文本的引用、變形;因之,沒有任何文本可宣稱己身是完全原創的;文本和文本之間的界限,並非清晰可辨(Eagleton, 2003: 119-120)。讀者本身也可被視作一個文本,因此,讀者在解讀一份文學文本的時候,將受制於他的意識形態、自身的經歷、社會經驗、歷史記憶、以及語言使用,而辨識出文學文本中的片段,進而建構意義。

文本與讀者的互文關係得以成立則文學文本方能成立。當這種關係成立的時候,讀者和文本間的共主觀(intersubjectivity)便成型了。共主觀的理論為Husserl在二十世紀初所提出,其指出,主體之間之所以得以辨識對方為主體,乃是因為彼此間有共享的,或交互(mutual)可理解的意義存在,並且開啟了一個讓此主體站到彼主體位置上的可能性(Duranti, 2010)。文學文本由作者所創作,讀者透過與文本互文關係的建立而和作者共構了相互的理解(即共主觀)。共主觀所包含的範圍越大,文學文本的渲染力越強;共主觀不只是讀者理解文本的橋樑而已,它同時賦予讀者能動性,加強或對抗某種意識形態。

在此必須特別說明,任何一種文學都必須根基於某特定的語言。而任何一種語言,無論其有無文字,它都是能指(signigier)與所指(signified)的組合;作為能指的是一個或幾個特殊的音節,或為了表示這些音節而被發明寫下的符號。作為所指的是這些音節(或文字)所指涉的意義 - 它們可以是實在的名稱、動作或形容,也可能徒具語法意義(口氣、轉折或焦點等等)。所指和能指的關係不具普遍性,它們受到歷史和社會文化脈絡(context)所規範,它們的關係是被武斷(arbitrary)給定的,也因此,這種關係是會改變的(changable)(de Saussure, 1916; Barker, 2011:89-90.),這也就是說,受到歷史脈絡、文化變遷、現實的政治經濟力量影響,語言在人群中的使用方式不斷的變動著。那麼,每一個世代的人們所創作的都是這個世代特有的文學。

文學既然是某個社會中的人所生產的,無論其以何種方式呈現,其中必然承載著意識形態(ideology)。任何一個社會中必然存在著優勢的意識形態(dominat ideology)。對於優勢意識形態的解釋最早見於馬克思與恩格斯的著作,他們認為:「...有產階級是社會中意識形態的生產者,而無產階級只能接受...有產階級生產這些意識形態並且不斷複製,目的在維持資本主義的生產模式可以持續...」(Giddens, 2012: 40-45)。我們如今的社會樣貌已經與十九世紀英國社會的樣貌截然不同,因此,意識形態在今天可以被理解為:由特定人群生產,用以維持特定人群的機制之一。換言之,意識形態乃為維持一群人之間特定的權力關係而存在。這裡的特定人群,可以是社會性別、種族、宗教、經濟情況等類同的一群人。任一文學作品不可避免的都必須面對「給誰看」的提問,文學作品中也必然涉及到社會關係、權力關係,以及各種可能的政治問題,是故,文學作品必然是某種意識形態的展現或在呈現(representation);雖然未必是刻意的,但文學作品必然會因為所承載的意識形態,而具有某類功能或某種目的,它的讀者們,正是接受、再加強或解構該意識形態的人們。


1.2、海洋文學的定義

根據大英百科全書線上版的定義,海洋文學指的是(一)大洋洲原住民的傳統口傳或書面文學,這包括了Melanesia, Polynesia, Micronesia, 和Australia等地。(二)以航海為書寫體裁的文學。(三)海洋書寫。根據這些描述,海洋文學指涉的可能是海島或者濱海地區,人們與海親近而產生的口傳或書寫;也可能是人們經由海上航行的經驗與海互動所產生的口傳或書寫(以書寫為主);甚至,以海為背景或主題,無需真實的與海發生互動的書寫,亦可產生出「海洋文學」。

綜上所述,凡是可以被歸類為海洋文學的文本,它至少必須是「人與海互動的產物」。但是,人畢竟是陸生動物,人與海的互動一定存在著某些距離。以海為生活空間的人,比如台灣東海岸的Pangcah人群,他們的口傳或書寫就可能產生與海零距離的文本;航行海上的人,可能很親海,但和海洋有著隔閡,甚至有時會有恐懼、對立的緊張感,這種和海洋若即若離的距離,又會產生另外一種風貌的文本了。從未親身接近過海的人,一樣可以進行海洋書寫 - 文學文本既然能夠互為參照,文學創作者自然得以透過這樣的參照,而與海洋進行非物理性的接觸;而生產出想像的海洋書寫。

「海洋文學」的成立,除了作者的努力(與海洋接觸並生產文本)之外,該文本的攝受者也同樣重要。文本的攝受者必須理解該語言,進而拆解該文本,而該文本中的意識形態 - 有海洋參與其中的權力關係,社會關係等等,也必須與文本攝受者依其本身的文化背景、能動性,而相互對話。在文本攝受者的閱/聽過程中,「海洋」是一個無論如何都無法被分解為更小單位的元素(element);也就是說,文本攝受者在解構/再建構該文本時,均會感受到海洋的存在;海洋是文本中無法被單獨抽離也無法被切割的元素。文本攝受者能夠透過該文本,而完成某種對海洋的理解,該文本做為「海洋文學」才得以成立。

在定義文學以及海洋文學之後,以下將來談談戰後台灣的海洋文學。


二、台灣海洋文學(1945 - 2014)
2.1 戰後文藝意識形態的建立

欲談論戰後台灣海洋文學的發展,則必須斟酌考慮在台灣,文學意識形態及其發展的脈絡,所以首先就得針對戰後台灣文學史有一梗概的了解。
 
戰後的台灣文學首先是陷入了一種真空而停滯不前的狀態。楊逵在1946年發表的文章<台灣新文學停頓の檢討>中歸納了幾點原因,其中,語言的隔閡,以及台灣作家缺少發表的園地,皆列為重要因素。這兩點因素乃是因為日本殖民政府戰敗後離開台灣,而中國國民黨(以下簡稱中國黨)政府以特別行政區的方式,在台灣成立了「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下稱長官公署)」。長官公署的長官陳儀,其思想相較於蔣介石是左傾的,然而其民族主義的立場,毫無疑問的是極右派。陳儀在台灣的文化政策,目的是清洗台灣日本殖民的遺緒,並且加快台灣「中國化」的腳步;為此,1946年4月1日,長官公署成立了「國語推行委員會」,並且掌握了當時台灣第一大報「台灣新生報」的發行(徐秀慧,2013: 26-73)。戰前多數台灣作家所熟悉的文學載體是日文,遽然遭逢此一改變,難以立即適應,而導致創作中斷或停止。1947年228事變發生之後,台灣作家若不是死亡,就是噤聲或逃離。葉石濤在其<台灣文學史綱>中指出,1950年代,台灣文學完全由戰後來台的中國作家掌控(葉石濤,2010: 144),楊逵被捕入獄,吳濁流小說無處發表,張文環、龍瑛宗、楊雲萍皆放棄創作,呂赫若死了(葉石濤,2010: 151)。高壓之下造成整個台灣文壇的真空狀態,中國黨政權所生產的意識形態自可大大方方地以文學的樣貌登堂入室。

在1950年代的十年間,中國黨將他們所需要的意識形態結構逐步穩定的以各種的機構(institution)建立在台灣社會中(見表一)。幾個重要的,較常被人提及的是1951年的軍中文藝運動、1954年的文化清潔運動以及1956年推行的戰鬥文藝。軍中文藝運動的目的是培養軍人成為作家,生產黨國所需要的意識形態,以穩定軍心民心(陳康芬,2013: 54-57)。這些軍人作家對台灣人的影響不僅僅只在短短的1950年代而已,諸如司馬中原、王鼎鈞,影響所及至1990年代的青少年仍然閱讀其作品。而文化清潔運動更是為黨國意識形態服務,以「反赤色,反黃色,反黑色」為名,全力掃蕩各類作品,箝制言論和出版自由(陳康芬,2013: 62-70)。1956年中國黨中常會通過「展開反共文藝工作實施方案」,而將此方案列為國家的施政方針,展開了戰鬥文藝的推動。中國黨藉此運動將本身的三民主義意識形態、反共復國意識形態,融入文藝生產中,滲入民間社會,鞏固其統治正當性(陳康芬,2013: 70-74)。此項運動影響深遠,直至台灣解嚴(1987)之前,國中小學生作文的結尾經常都是「反攻大陸,解救苦難同胞」!


年代
事件
影響
1946/4/1
國語普及委員會成立
消滅台灣各族母語之濫傷
1947/2/27
228事變爆發
台灣人噤聲
1948/10/25
國語日報創刊
創辦人為鹿港文人洪棄生次子洪炎秋。受其父影響,洪炎秋漢族意識強烈,為台灣人服膺中國意識形態的代表之一。國語日報後來成為對兒童洗腦的重要刊物。
1949/3/29
南京中央日報在台發行
發行至2006年,為戒嚴時期三大報之一,中國國民黨機關報。
1949/4/6
楊逵被捕,四六事件。
高壓恐怖政治的濫傷。
1949/5/20
台灣全島戒嚴。
高壓恐怖政治統治「正式」開始。
1950/5/
中國文藝協會成立
張道藩為中華民國第一屆立法委員,挾此政經勢力,成立該協會,壟斷台灣文藝資源。
1951
軍中文藝運動
培養出司馬中原、王鼎鈞等等軍人作家,影響台灣學子直至1990年代。
1952/9/
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成立
意識形態影響青年學子至今。
1953/8/1
中國青年寫作協會創立
深入各大學創立社團,推動官方文藝政策。創辦幼師文藝,孩子的洗腦不能等。
1954
文化清潔運動,高中開始必修中華文化基礎教材
箝制出版自由,言論自由,利用大學聯考,鞏固文化霸權。
1955/5/5
中國婦女寫作協會成立
推動中國國民黨文藝政策,婦女工作。
1956
戰鬥文藝運動
高度推崇反攻大陸意識形態
(表一)戰後至1950年代中國黨在台灣,文藝意識形態之建立大事記。


這些在1950年代由中國黨所生產的意識形態結構,加以當時肅殺的白色恐怖政治氛圍,難以被撼動,也暫時無從被解構。「海洋文學」此一具有獨特性的文學類別,自然也備受箝制而難以發展了。台灣最早的一本以「海洋」為主體的刊物是1954年中華民國海軍的<海洋生活>,另有<中國海軍>等等(楊正源,2012: 86)。<海洋生活>是相對柔性的雜誌,不過,主要文章稿源來自軍中(這或許與配合軍中文藝運動有關),閱讀者多是軍中成員及眷屬,所以他所生產的「海洋文學」並無法與台灣社會聯結以及產生共鳴。1975年,<大海洋詩雜誌>創刊,是台灣海洋文學史的一個重要里程碑(楊正源,2012: 91-92)。可惜的是,這份雜誌的主要創作者仍以海軍軍人為主,其中的佼佼者,朱學恕、汪啟疆等人不僅具有海軍軍人的身份,他們同時也是1949因戰亂來台的中國難民(以下稱49難民)。整體來說,1980年代之前,台灣海洋文學發展受到壓抑。主要的原因是政治。政策上,基於「反攻大陸」的最高指導原則,台灣與中國軍事對峙,對於台灣海岸採取嚴格管制、嚴密海防,對於民眾親近海洋的活動均採取消極不鼓勵(楊政源,2012: 81-82)。另一方面,意識形態在此時是受到嚴格控管的,特別在經過文化清潔運動之後,民間的書寫和出版都受到篩選跟監控;唯一能夠恣意書寫海洋的只有那些在頂層的,非民間的,意識形態與中國黨相同的人。那麼,即使他們生產的「海洋文學」品質再怎麼高,我們仍不應忽略其背後的脈絡,而以為那就是台灣的海洋文學。


2.2 台灣海洋文學的開展

戰後瀰漫台灣的意識形態,就是要把台灣去日本化/再中國化。這也等同於台灣人在無從選擇的情況下,再度被殖民(楊聰榮,1992)。被殖民的壓迫於是從1895年迄今未曾結束,而由殖民者生產的意識形態所建構的文化霸權,成為了戰後出生的每個人都呼吸的到的空氣,自然的箝制著大眾的思想。

雖然這種殖民結構乍看之下如此牢不可破,不過,隨著台灣社會的發展,內部挑戰結構躍躍欲試的能動性,以及國際局勢的轉變,都使得殖民結構慢慢出現了罅隙。文學的發展也在黨、政、軍一把抓的結構中衝出了新的出路。1960年,即有49難民的第二代作家,白先勇以及王文興等人創刊<現代文學>,其後台灣作家吳濁流創刊了<台灣文藝>,以及一群台灣現代詩人創刊了<笠>詩雙月刊(葉石濤,2010: 182-187)。中國黨對這些人的書寫採取容忍的態度,因為他們的書寫並未觸及統治者意識形態的底線。然而時序進入1970年代以後,國內外局勢的轉變對中國黨的統治基礎不利(見表二)。1969年,台灣人黃信介於中央民代增額補選中當選立法委員,開啓1970年代台灣人於體制內反抗中國黨威權統治的政治濫傷;1970年4月24日,黃文雄在美國開槍刺殺蔣經國失敗。1971年10月25日,聯合國2758號決議文將蔣介石的代表驅逐(expel)出聯合國及一切相關組織非法占有的位置。1972年9月日本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1973年,則爆發了衝擊全球經濟的石油危機。讓國內緊迫的政治壓制稍微出現裂縫的事件則是1975年蔣介石的死亡。一連串的外交挫敗、經濟困境以及中國黨內政治權力的波瀾,使中國黨對台灣的統治正當性出現了危機。為了扭轉劣勢,「十大建設」的政策便應運而出,藉此轉移台灣民眾的焦點於經濟民生議題上;正如時任行政院長得蔣經國所言:「我們對明天懷抱著希望。」;讓人民對未來可享有更好的物質生活抱持著夢想,成為一種有效的社會控制的手段。回顧1970年代,海外中國人發起的「保釣運動」激發台灣島內人民的「愛國心」,而全力打壓黨外民主運動的「美麗島事件」,則作為台灣民間政治運動的終結,展現了並穩固了中國黨玩弄台灣社會的手段。


時間
事件
影響
1970
泰源監獄事件

1970 -1972
保釣運動
激發民族情緒
1970/4/24
黃文雄刺蔣案
當時在美國活動的台獨聯盟,內部出現路線爭議。
1970/7/15
美國總統Nixon訪問中國
中美台關係巨變
1971/10/26
蔣介石代表遭聯合國驅逐
中華民國失去國際地位
1972/2/28
中美簽署上海公報
影響美軍協防及對台軍售
1972/9/1
中日建交
中華民國與日本斷交
1975/4/5
蔣介石死亡
中國黨內部政權轉移
1977/11/19
中壢事件
群眾街頭運動濫傷
1979/12/10
美麗島事件
群眾運動加溫,林宅血案
(表二)1970年代,台灣政治波濤大事記。


在這個動盪年代的框架之中,台灣的文人是躁動不安的。就其原因,因為戰後台灣第一代文人被硬生生與台灣文學傳承和歷史記憶切斷(葉石濤,2010: 182-197)。他們接受了中國黨的教育,也因為歷史記憶的斷裂和嫁接,被迫必須在無根的基礎上發展出自己的文學。這些作家與台灣的關係卻是異化了的;對異化的焦慮和反省,跨過了戰後1950s, 1960s,將近二十年的時間,在1970年代的風雨飄搖中,台灣作家不得不回歸現實,重新與在台灣生活人事物接合,促使鄉土文學興起,也引致來台的49難民作家在意識形態上的不滿,在1970年代的下半燃起了「鄉土文學」論戰,最後終結於致命的外交衝擊 - 1978年的「中華民國」與美國斷交,以及隨後而來的1979年的美麗島事件,台灣作家楊青矗、王拓被捕(葉石濤,2010: 217-222)。

鄉土文學的聲音受到重視,是台灣戰後文學史上一個重要的里程碑。什麼是鄉土文學呢?1970年代重要的鄉土文學作家,同時也是論戰中的主要寫手之一,王拓寫道:
  • 根植在台灣這個現實社會的土地上來反映社會現實、反映人們生活的和心理的願望的文學。它不只是以鄉村為背景來描 寫鄉村人物的鄉村文學,它也是以都市為背景來描寫都市人 的都市文學。這樣的文學不只反映、刻畫農人與工人,它也 描寫刻畫民族企業家、小商人、自由職業者、公務員、教員 以及所有在工商社會裡為生活而掙扎的各種各樣的人。也就是說,凡是生自這個社會的任何一種人、任何一種事物、任何一種現象,都是這種文學所要反映和描寫、都是這種文學作者所要瞭解和關心的。


簡言之,鄉土文學就是以台灣為出發點的寫實文學;它建構並承接日治時代台灣作家的寫實主義,往未來的方向則開展出台灣的主體性。台灣社會寫實文學的興起,不僅帶動了作家們對「台灣人」生活的關心,同時也使關心生態、環境的自然主義寫實文學萌芽。鄉土文學與自然主義的文學幾乎同時起步,蓋因中國黨以大破壞、大建設的計劃性經濟手法,帶領台灣經濟起飛,然而,付出的代價也等同於竭澤而漁;環境污染、生態破壞的問題逐漸浮出檯面。先是有關心現實,特別是底層問題的「報導文學」在1970年代興起;1970年代末,學成歸國的林俊義在1979年12月寫了一篇文章<反核就是反獨裁>,打出自然書寫、環境運動,響亮且迴響深遠的一槍(簡義明,2013: 37-50)。

鄉土文學的現實主義,刺激了台灣作家重新以文學檢視、關心台灣,而不再只是依附在無根飄渺的人性、中國想像或西方現代文學之上。1.2節對海洋文學的定義指出,海洋文學必定有海洋這個元素,海洋文學是人與海互動的產物。既有海洋在其中也必須有人在其中,那麼台灣的海洋文學,必定是對海洋的「自然書寫」,同時也是關懷人的鄉土/寫實書寫。王拓是1970年代重要的台灣鄉土文學作家,他是漁村中長大的子弟,因此他的最初幾部小說,可說是從鄉土文學裡冒出的「海洋文學」小苗。這些小說均以漁村為背景,敘述在當時的政經結構下,人與海的互動,漁村的落魄與悲慘。縱然王拓筆下的「海」元素如此隱晦,讀者仍可從他的作品中嗅到魚腥味。<吊人樹>(1970)主角名為賴海生,職業是討海人,結尾是悲劇(兩個人在漁村中的同一棵樹上弔自殺了);<炸>(1973)的主角是個名叫水盛的討海人,為了給孩子交學費,出海去炸魚,結果把自己也炸去半條命。這些故事均收錄在王拓小說集<金水嬸>。到了1980年代,隨著內部衝撞力道的增加,政治壓力的減少,台灣海洋文學終於有了更多開展的機會。台灣作家東年所寫的長篇小說<失蹤的太平洋三號>(1985),便是台灣海洋小說在1980年代的代表作。到了1990年代以後,台灣在政治制度上解嚴,出版和言論的自由有了大幅度地開放,寫作者的探索得以更寬廣,於是劉克襄<風鳥皮諾查>(1991)廖鴻基<討海人>(1996),Syaman Rapongan<冷海情深>(1997)等等優秀作品逐一出現。

圖一簡明但武斷的將台灣海洋文學發展史,置放在台灣史以及台灣文學史的框架中分期:戰後至1970年之間是壓制期,期間只有1969年黃春明發表<看海的日子>,明白的以海洋意像作為隱喻。1970年代是鄉土文學崛起時期,也是台灣海洋文學的萌芽期。1980年代是台灣海洋文學的發展期,而在1990年代以後至今,由於眾多優秀作家的投入,是台灣海洋文學的成熟開拓期。1999年,自然寫作作家王家祥出版了小說集<海中鬼影 - 鰓人>,其文字不僅充滿海洋元素,更充滿了奇幻元素。嚴立楷的<虛構海洋>在2004年出版,作者筆下的海洋元素完全是虛構的、想像的,「虛構海洋元素」讓這部作品與之前的任何一部作品都不同。澎湖作家呂則之的<浪潮細語>(2008)則又表現出鄉土寫實的風格。台灣海洋文學在邁入21世紀,無疑已達成熟,而有更多不僅是鄉土寫實的嘗試,步上更寬廣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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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台灣海洋文學簡明發展分期。

三、從殖民走向解殖民
3.1 海洋文學的象徵意涵

殖民(colonization),意指以強力進入他者的生存空間,並從中獲取經濟利益;而為了獲取經濟利益,殖民者必須採取各種社會控制的手段,使殖民地的人民願意(甚至心甘情願)為殖民者服務。各種各樣的社會控制手段中,以教育最為有效。歐洲國家在非洲殖民地的教育機構,英國在印度的教育機構,日本在台灣的教育機構,以及戰後中國黨在台灣的教育機構,目的都是規訓殖民地人民,使其接受殖民者所生產的意識形態,瓦解被殖民者原本的文化、認同,而安於被殖民的狀態。

前述戰後的軍中文藝、文化清潔以及戰鬥文藝,加以解嚴前對印刷出版的管控,構成一個控制和複製殖民者意識形態的系統。在一個聲光娛樂尚未普及的年代中,閱讀,是青年學子和知識份子主要的娛樂。因此,文學文本是彼時作為在教育機構之外,把中國黨思想滲透入台灣精英的腦袋中的有效武器。

中國向來是個以發展陸上權力為主,而忽略甚至害怕「海」的國家,這點可以從明清海禁政策略窺一二。然而台灣自來是個海島,因此無論是南島語族或是移民漢人,都有為數不少的海洋傳說故事(周育聖,2007),歷史讓我們看到在沒有外力干擾的情況下,台灣住民自然會發展出海洋文化。然而,戰後充滿陸權觀點的中國黨殖民了台灣,他們在思想上以其意識形態:「反攻大陸,統一中國」箝制多數台灣人,在行為上以各種法令制度,限制人民親近台灣沿海。結果就是,在戰後到1970年代之前,台灣人的海洋文學作品是缺席的。

海洋文學作品的缺乏,其實就是流行/日常生活場域意識形態的受到壓抑,而陸權意識形態全盤勝利所致。不同的意識形態在人們的流行/日常生活場域會相互競爭著,通常一個國家(state)所生產的意識形態會成為最主要的那個,進一步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深化而成為文化霸權(hegemony)。這種情況在高壓的威權國家中很容易形成,不管在政治場域或公民社會中,大家對霸權深信不疑,並認為這是一種自然現象。但是當威權動搖時,國家中的「人」開始能動了,生產自己的意識形態,甚至產生能夠與國家相抗衡的文化霸權。正是因為這樣,在風雨飄搖的1970年代之後,台灣人回歸現實,生產不同於國家的論述、意識形態,台灣海洋文學才能慢慢萌芽,漸次開展。

正如同王拓所說,台灣作家生產的論述是「鄉土的、寫實的」,並且根基於台灣的。既然要面對台灣的現實,那麼,文學創作者當然就必須面對大海了!這種意識形態不只是跟國家意識形態相左,甚至是互相對抗的。中國黨的意識形態是大陸的,是一種對空間有界限(以山為界,以河流為界,甚至築城自限)的想像;然而海洋的意識形態卻象徵著對出口,一望無垠,冒險犯難的想像。在大陸思維下,台灣只是一個有戰略地位的邊陲小島;但海洋思維則隱喻著,台灣應該要背向大陸、面向大海,像鯨魚一樣自在遨遊(近幾年許多文學作品中,台灣經常被比擬為海翁)。

所以,台灣的海洋文學本身就帶有強烈的解殖意涵在其中。然而,台灣的海洋文學仍有不足之處,而這是台灣海洋文學在成熟開拓的階段所必須面對與處理的問題。


3.2 台灣海洋文學作為一種解殖的書寫


<失蹤的太平洋三號>中,有如下一段大副與三副的對話,


「沒油咯!」他說。
...「那會臨時備拆鋼索?」
「我不知樣,是船長即才交代的。」...「伊講備入港咯。」
...大副說:「伊各自講備駛來這抓黃鰭跟大目,而今兒日這大目不小啊,十尾有半噸啊...做得職沒決心,愛賭氣。」
「沒辦法啦。」三副說:「下面的人每日在吵,講什麼按若抓不值得油錢。」
<討海人>《好頭采》中則有如下這一段,
「油打了沒?冰打了沒?」海湧伯咄咄逼問,阿山遲疑著終於重重搖了搖頭:「阿――開轉去花蓮港的油夠了啊――」阿山倒走一步敏捷的側頭一閃。「過來!過來!啪一下給你去!」海湧伯欺身向前,掄起拳頭:「我千交代萬交代,新船出港打油加冰是新船開張的好頭采,你識呀不識!」
而在奇幻海洋書寫<海中鬼影-鰓人>中,也有像這樣的書寫,


「幹你娘!死海豬!」放綾仔的海仔口漁夫阿順伯破口罵道:「這時陣也來搞怪!」


這些書寫都是作家企圖展現的「鄉土」;作家將台灣多數人的母語帶進故事人物的對話中,甚至是描寫的手法都是台語式的而非華語式的。我們必須從互文關係,以及共主體的建構,才能理解這種書寫作為消解殖民者意識形態霸權的實踐。互文關係指出了不同文本之間,無可避免的存在著對其他文本的引用、變形,重新詮釋或重新書寫。在台灣海洋文學中,不同年代,不同成長背景的作者,不約而同的採取了重構台灣母語語境的寫作方式;而使這些文本之間彼此互補、相互引用,並且共同的拒斥、解構滲入的華語語境。此外,這種母語語境建構,由於跟在地文化相呼應,因此它成為一種「在地性」的隱喻(metaphor),而得以與讀者「在地性」的認同、經驗或概念相呼應而共鳴。若將讀者視為一文本,則讀者與台灣海洋文學因著「在地性」而互補;若將文本視為一主體,也唯有將文本視為一主體,讀者才能認識作為客體的文本;在讀者與文本各自為主體的建構中,在地性的建構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台灣海洋文學除了是針對陸權意識形態外的抗拒(以及企圖將之解構),母語語境的建構則是企圖解決因中國黨長期執政下的語言政策,迫使台灣必須面對的殖民以及華語語境中可能衍生的後殖民問題。


四、台灣海洋文學的未來
4.1 在地海洋知識的重構

什麼是在地海洋知識呢?先以pōng火仔為例來說明。Pōng火仔是早期盛行於台灣北部,近海漁業的捕撈方式之一。其方法是在夜間出海,在漁船上以磺石(主成分為碳化鈣)投入水中產生乙炔氣體,將其點燃產生火光,以亮光吸引海中生物前來,待其聚集,再以漁網捕撈。這種捕魚技術,如今在新北市金山區仍有少數漁船採用,並且成為當地吸引觀光客的文化資產。Pōng火仔這種捕魚技術明確地指出,漁民很早就掌握了磺石與水反應的技術,並且了解魚群的特性。新北市金山區全盛號船長謝天河在受訪時表示:


(魚群)會結tō是lóng 5--月到6--月。...各人各人ê作業--honnh,隨一定lóng就位--lah,一个攑火--ê,一个耙頭仔,一个攑hia-á,一个篩仔,一个攑ko頭,一个網仔下落去,搝網仔尾,a koh 後壁一个扞脊--ê...無磺力--ooh...(一个)伊tō愛去放水...」


根據這段訪談,pōng火仔不只要掌握技術,而且需要高度的團隊合作。因此,在這個捕撈技術中,我們可以看到漁民的社會關係、技術,在地性及其文化。當這些素材被轉化為文學文本時,如果未能掌握母語語境,在地性,文化甚至美學都會受到破壞。比如,「pōng」一字,如果以通俗的寫法『蹦』來替代,不僅發音錯誤,而且原本符號所聯結的意義也消失了。「pōng」是一個動詞,指點火爆炸,它同時也是個擬聲字,指大力撞擊的聲響。如果將pōng火仔以華語的「磺火捕魚」取代,現代性或許被凸顯了,而在地性及其語言美感則被瓦解了。論者或以為「pōng火仔」這樣的書寫方式會造成讀者的閱讀障礙;然而,一個名詞的書寫可透過更多文字的互文性補充以建構其能被理解的語境,並且,這種解構華語語境的書寫可更加的觸動讀者內在非華語的在地性,而增加閱讀的吸引力。

上段所引談話提到「扞脊--ê」,意指在船尾掌握船身平衡重要工作的人。在華語書寫中,通常這會被形容成「掌控艉槳」,然而在台語語境中,「脊(tsiah)」這一字代表了一身中最重要的中柱;使用台語書寫,不僅將漁民的語彙自然流露,更把其獨特美感表現出來。

此外,論者或以為,台灣早先的漢人移民本身承載著「大陸文化」,當然也具有「大陸思維」。然而,筆者比對多個資料庫中的台語語料卻發現(附錄一~三),多數海洋魚類以及濱海無脊椎動物均有台語名稱。這個事實顯示,移民來台的漢人中的某些人是具有海洋性格的。他們並不完全依賴陸地上的農業,反而與海親近,因而才會產生相對應的在地海洋知識。

台灣海洋文學的書寫應當使用這些原本就有的名物指稱。比如「海豬(海豚)」或許有較多人知道,而對於海豬這個大分類下的細目分類,卻為多數人遺忘。多數作家在創作文本時,捨棄了「大白腹仔」「油鯃(gôo)」,而以瓶鼻海豚和殺人鯨取代。然而,瓶鼻海豚和殺人鯨這樣的名字在華語中是荒謬的,因為這些名字若不是從拉丁文生物學名翻譯,就是英文俗名的翻譯!陸權文化中的海洋知識相對的非常貧乏,海島台灣本有在地的海洋知識,文學創作豈能放棄這些得以涵養自身飽滿的在地素材,而屈就於使用貧瘠的、翻譯的、缺乏美感的華語詞彙呢?

「pōng火仔」或「扞脊--ê」如被放入書寫中,這樣的符號無疑是連接在地,在地美感以及知識。其他的海洋生物名,書寫方式,更值得被放入文學創作中。把更多在地的,有血有肉的,豐富的素材,放入台灣海洋文學的書寫中,無論其書寫所嘗試的方式是什麼,將有助於重構因殖民而破碎化的在地知識及文化,並讓台灣海洋文學更進一步掙脫殖民者語境,進一步有助於發展母語書寫,消解殖民的,華語霸權。


4.2 Syaman Rapongan的書寫

在此不得不提及Syaman Rapongan的台灣海洋文學書寫。Syaman Rapongan漢字寫為夏曼.藍波安。他是近二十年重要的Tao作家之一,也因為海洋書寫,他成為近年來重要的台灣海洋文學作家之一。葉連鵬指出Syaman Rapongan的書寫有三個特色:主體言說、海洋書寫以及反殖民(葉連鵬,2003)。主體指的是人之島以及生活在島上的Tao。長久以來這群人總是提供報導人成就人類學家的研究,他者的論述取代了在地觀點,而Syaman Rapongan的書寫正在重新取回本身的論述權(ibid.)。海洋書寫則植基於,Tao以海洋及其週邊空間作為他們獲取生活所需資源的主要場域,海洋是Tao的生活、勞動空間,因此也成為Syaman Rapongan書寫的主要元素。而這種書寫毫不留情的嘲諷、反抗掌權者的大陸性格(ibid.)。反殖民則是因為,1877年(清同治13年),恒春知縣周有基始將將紅頭嶼(今稱蘭嶼)併入清帝國版圖,隸屬恒春縣,然而並未有實際的統治行為。日治時期,日本殖民政府雖在島上建設有公家機構,並且設有番童教養所,但限制外人進入人之島,因此雖有殖民之實,但是對島上住民衝擊不大。然而戰後的中國黨政府,除有計劃的加速華語在當地取得優勢地位,更在1967年開放觀光客進入島內,引入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更進一步的以殖民者心態改變當地生產模式,掠奪當地資源(陳芷凡,2006: 44-72),1982年更在島上興建完成低階核廢料儲存場,Tao人們與核廢料共處至今。Syaman Rapongan的書寫揭示了屬於海洋的Tao,對立於大島台灣,解構漢人中心主義,殖民者霸權(葉連鵬,2003)。
 
以人之島為立足點出發,1990年代讓Syaman Rapongan一炮而紅的<八代灣的神話>、<黑色的翅膀>兩本書,Syaman Rapongan在書寫上採用大量的Tao語和華語並陳的方式。誠然,這是一種用「我的語言」對抗殖民者語言的策略,成功地凸顯了Tao文化的主體性,但在實踐上卻增加了其他族群閱讀文本的障礙。Syaman Rapongan往後的書寫,不再採取這種方式,而採用另一種挪用的策略(葉連鵬,2003):特別是在人物對話中,以Tao語法顛覆華語語法;而在關於海洋文化的,名物、儀式、神聖性的用語上,完全保留Tao語的書寫。

將華語進行挪用,作為展現自己文化的工具;雖然讀者閱讀的感受是華語的,不過從中突破的語境和內涵卻是Tao的;因而讀者以華語這座橋樑解構文本的同時,窺見了Tao的主體。他的書寫,無論是保留其母語符號,或是巧妙地撥弄華語語法以符合其母語語境,都是在文本中安排了突兀的文化衝突,使讀者無法完全以華語的思維邏輯順利前進。讀者作為一個主體,在閱讀的同時也被解構,而實踐了解殖民 - 消解華語霸權,的一個重要步驟。此外,Syaman Rapongan的書寫也重新建構起因殖民而支離破碎的人之島的在地知識:alibangbang(飛烏,飛魚),arayu(飛烏虎,鬼頭刀),vaoyu(串仔,鮪魚),rahet(壞魚或男人才能吃的魚),kakanen no rarakeh(長者吃的),這些詞彙與洄游魚類的自然生態、Tao人的生命經驗,文化慣習緊密結合(陳芷凡,2006: 44-72),也是殖民者透過教育機構、文化霸權所邊緣化並且破壞的在地知識。
 
近年來對於Syaman Rapongan的台灣海洋文學書寫討論的論文著作甚多(比如:李珮琪,2005;吳昱昱,2005;宋澤萊,2007;楊政源,2012;王國安,2012),然而對於其解殖民實踐的討論卻寥寥可數;更進一步的,對於台灣海洋文學的解殖民實踐,討論者也不多。究其原因,一是多數台灣人並沒有意識到台灣仍處於被殖民的狀態中,二是殖民者從未離開台灣,導致台灣的政治局勢以某種尚待探討的方式影響著學者們的學術興趣。本文在此處舉出Syaman Rapongan的文學解殖為例,期待屬於台灣整體的海洋文學,在未來文學的開創上,能夠同時作為一種思想的解放、回歸,消解殖民者文化霸權的實踐;而在Syaman Rapongan的文學實驗/實踐中也指出了,完全的母語書寫當然是可能的,不過,透過挪用華語,翻轉語境,更容易在現實上與讀者互文進而建構彼此的共主體。
五、結論

台灣是個海島,在這個島嶼上發展出海洋文學似是理所當然的事情,而確實,過去許多研究均指出了台灣確實有古典的海洋文學(張高評,2008;陳思穎,2010)。不過到了戰後,台灣文學的發展曾經一度出現停滯狀態,連帶海洋文學的發展也倍受壓制。究其原因則是來台的中國黨政府在制度上遂行高壓政策,在文藝上則不斷生產其基於陸權的、反攻復國的意識形態,此種文化霸權宰制了台灣人的思考,直至1970年代以後才逐漸鬆動。

隨著重新正視台灣現實的呼聲,鄉土文學、報導文學以及自然書寫均逐漸興起。而台灣海洋文學,並不是一個在理論上模仿,或者在技巧上嘗試而發展出來的一種文類。從整體戰後台灣文學史觀察發現,台灣海洋文學是從鄉土文學中蛻變產生的文類。台灣海洋文學承載著海洋元素的意識形態,這與代表大陸政權的中國黨所生產的意識形態是相互杆格的。處於殖民狀態下的台灣,台灣海洋文學不止揭示了身為海島國家台灣的在地性,同時也揭示了解殖民的精神和實踐。

台灣海洋文學同時擁有在地和解殖的性格。可惜的是,台灣海洋文學的書寫,雖然作者總是嘗試著努力,但仍然無法完全擺脫殖民者語境,因而無法將殖民者意識形態的箝制完全消解。因此,重拾遭殖民而破碎的在地海洋知識,翻轉殖民者語境,可做為台灣海洋文學未來發展的方向之一。透過在地語境重構在地知識、經驗,招喚讀者的能動性與文本的內容互文;經由這種與在地性的互文的過程,消解殖民者主體,使在地主體與讀者共享常識(consensus knowledge)。亦即,透過在地海洋書寫,達成讀者與文本間共主體的建構,方能使台灣海洋文學解殖民的功能彰顯。另一方面,正如歷史學家許達然在<中外文學>發表的《感到,趕到,敢到──散談台灣的散文》(1977)中指出,


擴展與豐富我們的語文的一個辦法是使用方言和俗話。。。是注入語文的新血液,增強表達的貼切與內容的落實
將作為在地文化/知識載體的母語溶入台灣海洋文學的書寫中,可以使台灣海洋文學在書寫上的美學表現更為寬廣。

解殖的文學實踐,不只讓語言重回母語/在地知識、文化主體,也在意識形態上消解殖民者的主體。這樣的文學實踐,更是與1930年代的台灣話文實踐相呼應。賴和從散文<無題>,新詩<覺悟下的犧牲>、<相思歌>,小說<鬥鬧熱>、<一桿稱仔>等等,書寫中母語使用的頻率不僅不斷地向上攀升,思維也與台灣更加緊密地聯繫。在殖民者中國黨仍然盤踞台灣的今天,這樣的文學實踐更有其必要。誠然,某部分人由於受到華語霸權的箝制,以為母語書寫有礙閱讀(吳昱昱,2005),然而細想,許多人都在一張白紙的狀態下學會了英、日語,在有聽說基礎的情況下,學習母語讀寫的門檻會高過學習外語的讀寫嗎?將慣習於華語思維及其霸權的意識形態消解,是台灣解殖的必要步驟。另一方面,華語霸權經常讓人誤以為,在殖民者語境下也能達到解殖的目的。然而,我們若以越南解殖的歷史過程作為參照,就會推導出這是與政治現實脫離、斷裂下的一種幻想;實際上,在殖民者語境中所論述、建構的台灣,是充滿後殖民情境的。

解殖的必要性,不在於透過解殖的過程使人們「回到」某個年代的台灣,其必要性乃在於,透過這個過程,人們才能找到立足點發問:我們要回去或前往「哪個」台灣?文學既然是基於文字語言,他也必然是某種語境的展現;透過翻轉、消解殖民者語境,恰可動搖殖民者意識形態的根基,而在互文、共主體的建構中,讓台灣的主體性,也就是人們得以發問的立足點清楚地展現。作為在地性強烈的台灣海洋文學,正是一個實踐解殖的完美場域。


參考資料
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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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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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淑燕,2007。<王拓及其小說研究。>,國立嘉義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


吳昱昱,2005。<海/岸觀點:論台灣海洋散文的發展與特質。>,海洋文化學刊創刊號,117-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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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澤萊,2007。<夏曼‧藍波安小說《海浪的記憶》中的奇異修辭及其族群指導。>,台灣學研究,3,16-33。


張高評,2008。<海洋詩賦與海洋性格──明末清初之臺灣文學>,台灣學研究,5,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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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聰榮,1992。<文化建構與國民認同:戰後台灣的中國化>,國立清華大學社會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楊政源,2012。<海洋文學在台灣文學場域的興起──以夏曼.藍波安與廖鴻基為觀察核心。>,國立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葉連鵬,2003。<主體言說‧海洋書寫‧反殖民-夏曼‧藍波安的文學世界>,文化研究月報,25: http://www.cc.ncu.edu.tw/~csa/oldjournal/25/journal_park171.htm


Duranti, Alessandro, 2010. Husserl, intersubjectivity and anthropology. Anthropological Theory, 10(1-2), 16-35.
de Saussure, Ferdinand,  陳志清 譯,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New York: McGraw-Hill, 1964 [1916]. Excerpted from pp.9-17, 65-76. Reprinted with permission of Philosphical Library.


Kalogirou, Tzina, and Vasso Economopoulou. 2012. "Building bridges between texts: From Intertextuality to intertextual reading and learning. Theoretical challenges and classroom resources." Português: Investigação e Ensino, 180-187.




附錄一。台灣常見魚類台華語名稱對照。(台語部分以教育部規定之台灣羅馬字書寫)


Biological taxa
台語
華語解釋
註解
Polynemidae 馬鱍科
ngóo-á-hî
XX馬鱍
台灣沿海有7種馬鱍科的魚
Nemipteridae 金線魚科
âng-sann/kim-suànn-liân
金線魚
過度捕撈
Stromateidae 鯧科
pe̍h-tshiunn/tsiànn-tshiunn
銀鯧

Scombridae 鯖科
má-ka/khuah-pak/sai-khí
日本馬加鰆


thô-thoh
康氏馬加鰆


tshńg-á
鮪魚/黃鰭鮪


oo-àng-tshǹg
黑鮪魚


tuā-ba̍k-tshǹg
大目鮪


tn̂g-kî-tshǹg/pe̍h-bah-tshǹg
長鰭鮪


hue-hui
鯖魚


pe̍h-pak-a
台灣馬加鰆

Cyprinidae 鯉科
bián-á
高身白甲魚, 高身鯝魚
淡水魚,瀕危
Sparidae 鯛科
ka-la̍h
日本真鯛


tshiah-tsang
黃鯛

Malacanthidae 弱棘魚科
bé-thâu
方頭魚

Sciaenidae 石首魚科
oo-ka-bāng/oo-kháu/oo-âu
黑 『魚或』,黑姑魚


tshun-á
杜氏叫姑魚


pe̍h-kháu
白姑魚


phà-thâu-á
大頭白姑魚

Priacanthidae 大眼鯛科
âng-ba̍k-liân/giâm-khong-á
大眼鯛

Mugilidae 鯔科
oo-hî/sìn-hî/hôe-thâu-hî
青頭仔為其幼魚
Exocoetidae 飛魚科
pue-oo
飛魚
台灣海域有26種飛魚
Coryphaenidae 鱰科
pue-oo-hóo
鬼頭刀
台灣海域有2種鬼頭刀
Salmonidae 鮭科
âng-liân-hî
秋鮭,大麻哈魚
台灣海域不產
Acropomatidae 發光鯛科
âng-ka-bāng/âng-âu
赤鮭

Centrolophidae 長鯧科
bah-hî/bah-chit-á
刺鯧

Myxinidae 盲鰻科
tshenn-mê-muânn/bô-bak-muânn
盲鰻
台灣西南沿海有11種特有種
Molidae 翻車魨科
thē-hî/hî-kué
翻車魚,漫波魚

Lutjanidae 笛鯛科
âng-ke-bó/tshiah-hái-ke
赤鰭迪鯛


附錄二。台灣常見海洋哺乳類台華語名稱對照。(台語部分以教育部規定之台灣羅馬字書寫)


Biological taxa
台語
華語解釋
註解

gôo-hî/hái-ti/hái-tshí
海豚
海豚總稱
Delphinidae 海豚科
oo-gôo/tuā pe̍h-pak-á
瓶鼻海豚


kuan-kong-bâi/oo-gôo
弗氏海豚


hái-bé/huê-siūnn-gôo
偽虎鯨


iû-gôo
虎鯨,殺人鯨


oo-gû
瓜頭鯨


oo-gôo
真海豚


tsiànn-hái-ti/tuā hue-tiám
皺齒海豚


sió-hue-tiám/sió-pe̍h-pak-á
熱帶斑海豚


huê-siūnn-thâu/înn-thâu-gôo
花紋海豚,瑞氏海豚


hái-ang
鯨魚
鯨類總稱
Kogiidae 小抹香鯨科
hái-gôo / hueh-gôo
小抹香鯨
南部多稱hái-gôo
Ziphidae 喙鯨科
thûn-gôo
柯維氏喙鯨


hái-gû /tshú-gôo
銀杏齒中喙鯨
在台灣有擱淺記錄

tshú-gôo/gô-á-thâu
布蘭氏喙鯨

Balaenopteridae 鬚鯨科
hái-khiā
大翅鯨,座頭鯨



附錄三。台灣常見海濱無脊椎動物台華語名稱對照。(台語部分以教育部規定之台灣羅馬字書寫)


Biological taxa
台語
華語解釋
註解
Calappidae 饅頭蟹科
sua-tsuí
肝葉饅頭謝,麵包蟹
台語發音待確定

sua-tuî
金錢蟹,黎明蟹
台語發音待確定
Portunidae 梭子蟹科
âng-kha-á/âng-kha-tsîm



tsiànn-tsîm
擬穴青蟳


hue-kha-á/sua-tsîm
鋸緣青蟳

Ocypodidae 沙蟹科
sua-bé-á
角眼沙蟹


tuā-kóng-sian
網紋招潮蟹,弧邊招潮


âng-kha-sian
麗彩招潮蟹


gia̍h-pe̍h-sìnn-á
白扇招潮蟹


pái-kha-sian
糾結清白招潮


ka-to-tsián/tuā-kóng-hē
台灣招潮蟹
台灣特有種
Gecarcinidae 地蟹科
luî-kong-tsîm
兇狠圓軸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