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脆台灣母語－它的過去、現在和對未來的展望

（發表於第六屆台灣羅馬字國際研討會，解說和論文下載點請見文後說明。）

摘要

台灣歷經長達一個世紀的殖民地經驗，母語的使用被迫由公共場域，退縮至私領域，乃至於家庭之內，甚至面臨消亡的危險。這其實是由於外加的暴力介入扭曲了母語的正常發展所致。不利於母語發展的政經結構形成之後，台灣各族群的母語似乎只有加速消亡一途了。然則，企圖力挽狂瀾的有志之士不斷致力於母語的教育及復振，在台灣解嚴後的二十餘年裡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母語使用人口卻仍然不斷在萎縮之中。本文試著點出造成母語衰退的根本性問題，建議其因應的對策。

一、前言

1928年出版的成語集，序言中提到：「近來時勢變遷，青年的男女，專對重歐文，和文，所以對古早流傳个成語，俗語，漸漸廢棄。新進个少年較濟毋捌用，也袂曉得彼个意思。」^[1]，這段話約略描述了當時社會上的狀況，歐洲的語言，以及日文（和文），是當時青年們熱衷學習的，也因此，序言寫作者發現，新進教會的少年對於台語成語的使用變的生疏了。由此段話可以推估，至早在日治時期的1920年代，部分人士即已嗅出台灣母語傳承危機的味道。

何謂母語呢？母語一詞的定義容或各家有所不同，本文將其定義為「台灣各族群在文化傳統上所使用的語言」。台灣各個族群中，人數最多者是過去來自中國福建的移民，這些人所使用的語言或被包含在福建話之中，或有漳州話、泉洲話，或言說廈門音，而如今我們則稱這些移民的後代所使用的語言為台語^[2](蔣為文，2006)。母語的對立面為非母語。只要不是台灣各族群在文化傳統上所使用的語言，如各種外國語言，殖民者所使用的語言，皆屬於「非母語」。母語及非母語在台灣各族群內部的學習、使用以及流通，因為政治經濟因素而呈現一種緊張關係。這種緊張關係在1960年之後出現了難以逆轉的變化；1949年因為內戰戰敗而由中國逃出來到台灣的中國國民黨，1950年代開始逐步在台灣強勢推行非母語－華語。此一現象導致母語在各方面受到壓迫，以至於母語傳承出現斷裂，流失的危機。

前行政院客委會主委葉菊蘭女士在2003年的本土教育研討會曾發言表示：「Holo話正如『掛號』中，客家語已入『急診室』急救中，原住民語更是已進『加護病房』。」，言簡意賅的點出台灣各族群母語流失的嚴重性。事實上，對於母語流失危機的警覺，一直以來有心人士皆是憂心忡忡；台灣在解嚴前的高壓政治下，使得多數憂心母語危機的人士無法展現實際行動，而在1987年解嚴之後，母語運動隨之澎湃而起。在社會運動不斷的努力下，加上執政者態度的改變，2001年的時候，「母語教育」終於正式走入學校教育的體制中。然而，母語教育實施至今，母語在各族群中的學習、使用和流通，似乎仍然在持續的萎縮當中，母語教育本身有無問題？方向正確嗎？究竟造成母語流失的原因是什麼？這些問題很巨大，然而在本文中，我將嘗試指出一個答案的方向。

二、母語的定義

常見的對母語^[3]的定義是把母語視為一個人的第一語言，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此定義為，一個人最先習得的語言，通常也是家庭語言且為個人最熟悉的語言（UNESCO, 2005）。然則，這樣的定義並不周延，首先，倘若一個人出生在雙語家庭之中，那麼他所習得的第一種語言是來自母親或是父親，何者為其母語？再者，個人最熟悉的語言往往是其日常生活中的主要用語，然而，一個在異鄉工作的人日常生活經常使用的語言無疑的是該地區的主要（dominant）語言，而非在故鄉生活時的主要語言；而且，往往由於許多理由使得個人最熟悉的語言未必是他最先習得的語言，或是家庭中使用的語言。

母語這個詞的內涵意義（connotation），經常隨著使用者所處的政經脈絡不同而不同，並且毫無意外的，政治權力經常搶奪關於這個詞彙的解釋權（Pokorn, 2005）。若從文化的觀點來定義母語，將會發現母語是居住在一個地區的一群人所使用的語言－他們使用此語言來養成他們的孩子，以將與其生活、環境相關的技術、知識世代傳承下去（Tulasiewicz and Adams, 2005）。母語的使用經常也與族群的認同相關聯。國內有許多使用不同母語的族群存在，客家人稱自己所使用的語言為「Hak-ka fà」，而將使用台語為母語的族群稱為「Holo人」，這些人所講的話自然是「Holo話」，而對於這群人稱自己的母語為「台語」感到不滿，並曾引起公開的紛爭（蔡芬芳，2008）；很顯然的，認同/使用什麼語言作為母語，成為了一個族群的象徵符號。

綜上所述，本文將母語一詞定義為「一個特定族群在文化傳統中所慣常使用的語言」。因此，台灣漢人移民的後代，其母語即為台語，客家話，中國各地方言，而原住民的母語則為同屬南島語系的各方言。雙語家庭長大的孩子，其「母語」為何，則端視其個人對族群、文化，認同的選擇。華語^[4]在目前的台灣雖然沒有法律明定其地位，但長期以來被視為國家語言（national language）而被稱為國語，然而，它並不是在台灣的任何族群文化傳統上慣常使用的語言，因此，本文將華語/國語定義為「非母語」。

三、受壓迫的台灣母語

學界目前普遍較無爭議的說法認為，台灣是南島語族的發祥地（Diamond, 2000）。南島語族是台灣最早的住民，我們今天稱他們為台灣的原住民族。他們的母語自然是歷史上最早與非母語接觸的台灣語言。之後，陸陸續續來台移墾的漢人，他們為台灣島上帶來了中國福建，廣東等地的方言，他們的母語自然也在日後台灣島上不同政權更迭時，與不同政權帶來的「非母語」接觸。進入日治時期，由於國家力量的強力介入，使得母語與非母語之間的緊張關係，只有或強或弱的不同而已，而沒有歷史進程（historical processes）上的實質不同；不管是南島民族或漢人，其母語與非母語之間的緊張關係應置於同一歷史脈絡中來考察－對不同族群來說。故本章從日治時期回顧這段母語的壓迫史。

3.1 日治時期受壓迫的母語

日治時期日本對台灣的治理可分為三個時期：武力掃蕩期，內地延長主義時期，皇民化時期。政治上，台灣是日本的殖民地－將政治力量延伸到海外，並且藉由控治當地的社會、經濟、文化各方面以獲取各種利益（Kottak, 2009），日本政府藉由各種政策使殖民地人民順從於殖民母國。教育與語言政策是其中相當重要的政策。

日本治台初期（1895-1919）由於遭遇到台灣人各式的武裝反抗行動，因此這段期間主要的統治目的是以武力高壓進行綏靖。然而，在教育及語言政策上，日本政府一方面不希望引起台灣人更大的反抗，一方面也希望儘快地瞭解台灣這塊新領土，因此對台灣人的母語採取放任的態度，並且在各地設有土語（漢語）講習所，蕃語講習所，1898年成立的總督府國語學校並設有土語科（李雄輝，2004；許雪姬，2006），這些機構的設立讓來台任官的日人可以更快地學會本地人的母語並且培養必須的通譯人才。同時，也在各地陸續設立國語傳習所，教導台灣人學習日語。

 1919年日本總督府頒佈台灣教育令，將原先在公學校中列為必修科目的漢文改為選修，並且禁止私塾的設立和教學。台灣教育令的頒佈，從放任式的，被動地讓台灣人自主學習日文，改變為積極的，帶有強制意味的要求台灣人必須學習日文（林振中，2006；曾素秋，2002）。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跟隨著這種局勢轉變，日本政府在台灣開施實行皇民化政策，希望從各個方面改造台灣人民，成為日本忠貞的國民。語言政策上，在公學校裡廢止漢文科目，在學校中使用台語交談的學生甚至會遭到懲罰（李雄輝，2004），查禁一切漢文報紙、漢文刊物，實施國語（日語）常用運動，通令各場所各級官員應使用國語（日語），實施日語常用家庭政策，獎勵使用日文姓名，在家中使用日文（李雄輝，2004；林振中，2006），然而後者顯然效果不如預期，至終戰前，1942年，台灣人家庭中以日語為常用語言的所謂「國語常用家庭」只有 9,604 戶，77,679 人，佔台灣人總人口的 0.9﹪（黃宣範，1993）。

上段回顧的歷史中顯示，日本對台灣的語言政策是由鬆到緊−母語和非母語的關係越來越緊張。特別值得注意的是1919年台灣教育令實施之後的變化，就學率增加了，懂日語，使用日語的人口增多，當然也增加日語在社會上的使用率和流通。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當時在台灣教育制度的設計以培養台灣人成為專門技藝的人才為主，如果想要往更高等的教育裡去尋求知識，往往只能留學，而留學日本是最方便的，根據統計，1920年之前，留日台灣學生不超過500人，1921年為699人，中日戰爭爆發前兩年則有2169人（卞鳳奎，2009 ）。因此，當時在台灣的知識份子所使用的主要語言為日語；非母語成為求取知識的必要工具，母語則否。

3.2 戰後受壓迫的母語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統治台灣的政府主權輾轉轉移到國民政府手中；台灣人面對的非母語由日語轉而為華語。1950年3月1日，原本退居在野的蔣介石宣布復行視事，也等於正式宣告了國民政府在台灣的全面統治。

國民政府在台灣的統治經驗與日本政府有許多相似之處。就語言政策來說，初期（1945-1950年代）對於台灣人使用與流通母語並無特別加以限制，甚至鼓勵隨著國民政府來台的各級人士學習台語－可以從當時印行的出版品加以印證：1949年由第四軍訓班入伍生教導總隊編，新生報台南印刷廠印行「無師自通台語速成」，1950年由周漢剛先生編，正聲廣播電台發行「國語台語兩用自學手冊」，1952年由朱兆祥先生著，臺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出版的「台語方音符號」，1958年國防部總政治部出版了「注音台語會話」。這些林林總總的台語學習書籍反應了至少兩件事實，一是國民政府以及隨之來台的人士，絕大多數都無法聽或說台語，二是，至少在1960年代之前，「台語」（而非客語或南島語）仍是社會上流通的主要語言（lingua franca）。

就如同日本政府接收台灣初期即設立了國語講習所，1945年底國民政府接收了台灣，隔年四月，台灣省長官公署即成立了台灣省國語推行委員。委員會的國語運動綱領第一條為「實施台語復原，從方言比較學習國語。」，堪稱立意良好，可惜之後並未落實。在表面上看似對母語友善的環境中，國民政府卻一步步以政策以及法令消滅母語的生存空間，其中有幾個政策影響層面廣大，這些政策分別落實在教育體系以及媒體環境中。台灣省教育廳在1951至1963年間連續頒佈多個法令，促使學校變成一個完全使用「國語」的空間（許雅惠，2009；張學謙，2008）。其中最嚴重的是在教育場域裡對孩子們使用母語的行為進行懲處，此舉使孩童以為「說母語」是錯誤的行為，進而放棄使用甚至拒絕學習母語。延續到1980年代出生的青少年仍遭遇這種對使用母語的懲罰（張學謙，2008）。

1962年台視開播，自定播出節目的語言比例，1963年行政院公佈「廣播及電視無線電台設置及管理規則」及「廣播及無線電台節目輔導準則」，明定電視及廣播內容均應以國語為主，且方言節目時間不可多於50%。1972年教育部函令各電視台「每日台語節目不得超過一個小時」（許雅惠，2009；張學謙，2008）。這一連串的政策之下，使得電視、廣播也逐漸演變成完全使用「國語」的空間；但礙於市場需求，台語廣播，台語電視，台語電影仍然具有強大的競爭力，因此媒體的完全國語化成效不若在教育場域成功，但是這些政策仍然成功的壓縮了母語的空間而增加了國語在媒體等公共空間的流通。

四、語言生態與母語使用

回顧歷史我們發現，台灣母語受到的壓迫是系統性的，由中央政府有計劃的以各種政策，使「非母語」成為台灣的優勢語言。將日本政府與國民政府的語言政策相比較可發現後者對台灣母語的態度更為嚴苛，造成的壓迫也更為嚴重。羅肇錦先生在1990年時曾說：「台灣推行國語的成效…讓二十歲以下的人幾乎忘了他的母語，三十歲以下到二十歲的人無法說正確的母語，四十歲以下到三十歲的人已無法用母語演說，而五十歲以上的人卻又不會說國語。」（羅肇錦，1990）。各族群的母語在國民政府治台50年之後均嚴重的流失。本章引借生物學中生態學（Ecology^[5]）的概念，將語言視為如同物種（species）一般的實體（entity）來說明造成母語流失的機制。

4.1 母語與非母語的生態區位（niche^[6]）競爭

近來諸多研究顯示，生物多樣性與文化多樣性和語言多樣性是一致的，高度開發而生態單調的地方，語言也趨於單一；反之，生物多樣性的熱點（hotspot）往往也是語言複雜的區域（Gorenflo et al., 2012）。這兩種多樣性的關聯並不是巧合，研究人員試著找出多種可能的解釋，其中一種解釋認為區域擴張，比如歐洲人群，穀物，疾病和語言的擴張，使得周邊區域變得更像歐洲，而導致生態及語言的單調化（Gorenflo et al., 2012）。這種機制解釋也適用於台灣的狀況，無論是日本殖民統治或是戰後國民政府的統治，都企圖使台灣更像日本本土或是中國內地，同時使得台灣的生態環境和語言環境都變得更為單調。然而，我們實有深入探究此機制的必要。

生產方式的改變帶來生態環境的改變，而若某個母語族群使用更暴力或更有效率的生產方式進行擴張，經常造成其他母語族群的生存受到壓迫。一個例證是荷據時代，漢人獵人使用了更暴力且更有效率的方式改變了鹿皮的生產方式，而毀滅了西拉雅（Siraya）人的經濟^[7]。至1864年時英國人斯文豪（Robert Swinhoe）的記載中就已經寫到：「...說的是潮洲口音的中國話...他們的語言已經成為死語，我們所見的人只有一人能說。」（林昌華，2003），西拉雅人可能是最早與台灣以外的民族有深入接觸的台灣原住民，新的生產模式被制度性引進後，使他們原有的生產模式失去效用，這應是導致他們的母語消失的一個重要原因。日治時期，日本人把台灣人從未見過的工業化的，資本主義式的生產方式擴張至台灣，這使得台灣人必須改變原本的生產方式以求生存。這種生產方式的改變可以從台灣總督府徹底廢除在台灣的業戶制度看出。一旦原有的生產方式，經濟模式受到威脅，一些人可能會選擇反抗，台灣早期的武裝抗日大抵屬於此種類型（翁佳音，1984）；或者，也可能是多數人的選擇，放棄原有的生產方式，讓自己變得更像入侵/壓迫者，以求取更多生活上的資源；學習非母語是一個可以快速加入入侵/壓迫者群體的方式，而保持母語的使用，將會成為一種標誌著反抗入侵/壓迫者的符號。

上面的推論會讓人以為，成為雙語使用者，似乎是一個既能取得資源又可以維持自己族群獨特性的好方法。可是，一旦使用非母語的統治者禁止在教育的場域中使用母語，母語的學習很快就會受到阻撓，而統治者若更進一步將非母語的使用與較好的社會地位、經濟生活、權力等的象徵連結在一起，那麼，雙語使用者便可能逐漸放棄其母語，而在家庭之中，父母也不愛讓子女學習母語了。這個推論是合理的，1920年以前台灣人之間仍然時興漢學，1920年之後，使用日語的人口漸增，也產生了使用日語的知識份子階層，「非母語」佔了優勢，而台灣語言也漸趨單一化。1950年以後，國民政府在台灣延續日治時期的工業化，資本主義的生產模式，但國民政府的語言政策則更進一步讓語言成為一種必要的資本，不論在學業成就，職業取得等各方面都必須仰賴流利的「國語」（蘇國賢，喻維欣， 2004），而母語則不是取得生產工具的必要資本。

若將社會視為一個生態環境，則母語以及非母語可被視為兩個物種（species），而它們在社會上的生態區位是一樣的，意即，做為語言，它們在人類社會中功能類似，且使用相同的資源。語言若要在現代社會中生存需要三項主要的資源：教育、媒體以及使用率，這三項資源分別影響了語言的學習、流通和使用。這三項資源使得一種語言可以持續在社會中被使用而存活，被使用的語言在社會中能進一步成為語言資本而轉化成其他資本（Bourdieu, 1991）：經濟資本，權力資本，知識資本等。而這些資本的取得對於人們在社會階層中的向上流動至關重要，因此當某語言可以做為一種更好的語言資本時，人們必然選擇將更多的資源挹注於該語言中，而其他語言所獲得的資源就變少了。社會做為一個生態環境是指：社會即語言的棲地（habitat）^[8]，非母語和母語在同樣的棲地中競爭相同的資源，當統治者改變了生產方式，控制了教育和媒體，會使母語在各社會場域中的使用率下降－非母語一旦取得更多的資源，母語自然從其棲地減少甚或被消滅。總的來說，統治者在台灣引進新的生產方式，改變了原本的政治經濟結構，這一改變，不只使得台灣的生態環境因為大建設，大開發而變得更單調，也使得台灣的語言多樣性，因為外來種－日語或華語－的引入，而趨向單一化。

五、母語教育所面臨的問題

家庭是母語傳承最重要的場域。然而，正如上面所描述的，由於政治經濟和生產方式的轉變，父母會挹注更多的資源在非母語上，而較少與子女使用母語對話，家庭傳承母語功能便喪失了，而非母語竟也成了家庭語言。語言除了有溝通的功能以外，因為不同語言規範了使用者的思考模式（Sapir-Whorf hypothesis），所以不同語言經由一群人使用後，將會建構出其特殊的文化；又因為語言必須透過學習而傳承，因此語言也是一種重要的承載文化的工具，倘若一種母語消失，將會是一群人原本共享的歷史與文化永久的失落。為了避免這種憾事發生，台灣自解嚴之後各種復振母語的社會運動即如火如荼展開；此中，一個重要的制度上的改變是母語教育被提出，並且在2001年以後進入台灣的正規教育體制中。

但現行的母語教育對於搶救面臨傳承危機的各母語似乎幫助不大^[9]，曾有人質疑這是因為國民小學一個星期只有一節的母語課，如此少的時數遠遠無法發揮母語教育應有的功效，甚至，筆者親自訪問的多位母語老師均表示，母語課程經常被其他的「正課（國文，數學，自然等）」排擠而犧牲。母語因為沒有考試，而不被重視；即便，母語表現需被納入國語成績一併計算，母語教師通常會被要求給予學生高分以免影響國語成績。此外，具專業能力的母語教師不受重視也是一個問題。由於母語教師並非學校的正式教師，而是支援教師，學校必需額外聘請這些有專業訓練及證照的老師；然而，這並非是強制性的，學校可以自行培養本校教師成為母語教師，但所謂的培養卻常只是通過簡單的考試即可，未必有母語的語言專業。更甚者如今年高雄市教育局通過承認經過72小時母語課程學習考試者，可以成為母語教師，此舉等於否定了母語教師的語言專業。

以上所述均是目前母語教育實際上面臨的問題。這些問題其實只是更深層的結構性問題的反射。這個深層的結構就是使用非母語的族群長期握有政治權力導致母語與非母語間的資源不平等，並且從過去至今天，母語族群的社經地位始終低於非母語族群。以國民政府統治後的台灣為例，1945年之後移民來台的中國人，他們子女的教育成就始終優於台灣其他的母語族群（陳婉琪，2005），除此之外，具有流利國語使用能力者，能夠取得較好的職業（陳婉琪，溫郁文，2010）。這種情形乃藉政治力而被一直維持著；統治者有意的且制度性的讓國語成為重要的語言資本，體制內的母語教育因此對於復振各族群母語並沒有太多的實質助益。

六、對於母語復振運動的建議

以生態學的角度來看，母語的棲地－各種公、私場域，並沒有消失，只是滋養這些母語的資源遭到非母語－正如同外來種生物（alien species）－掠奪。理論上，移除外來種生物才是復育原生種生物（native species）最有效的方法，但在現實上，我們已經不可能移除非母語，因此我認為若要復育母語，最好的策略是給予母語適當的政治經濟資源，而此策略必須透過解構「國語」霸權而實踐。解構國語霸權有兩個要點：首先要讓各母語族群有文化上的自覺。再者，要突顯母語所具有的，「非母語」無法取代的功能。

6.1 母語族群應自覺其文化的獨特性

       

台灣長達一個世紀的被殖民經驗，使得台灣各母語族群對自己的文化喪失了該有的自信。殖民者始終維持其在社會階層中較優越的地位，即便在台灣舉辦過第一次總統民選之後－理論上脫離了被殖民的狀態，這種情況仍未見明顯的改善。然而，民主自由的社會中有著高壓極權社會中所沒有的契機，近來，多個原住民族重新重視自身文化的傳承，當然也對母語的傳承給予相當的重視。不同的母語族群應該認識自己文化的獨特性，任何一個母語族群的文化絕對不亞於也不必被同化於具有政經優勢的文化之中。只有當一個母語族群有了這樣的自信和自覺，母語的復振才可能達到應有的成效。

除了這樣的自信和自覺，母語族群應採取實際行動搶回母語的棲地。正規體制內，爭取母語的法定地位，強制在公共事務場域，比如法院，地政事務所，區公所等等，實踐使用母語暢行無阻的權利，也就是說，在這些場域都必須要有能夠使用母語的工作人員^[10]，讓任何人都可以使用母語洽公；同時，不適當的行政命令或法律（如上文所提及）應廢止或修正。在日常生活中，進行母語復振運動的有心人士，應該要進行一場，非階級衝突的，廣大且全面的社會運動：要在各種公開的場域使用母語。比如在餐廳點餐時，要使用母語，如果對方聽不懂，再予以翻譯。筆者有一次有趣的經驗，在麥當勞（Macdonald）點餐：

我：「Góa beh saⁿ-hō. Ím-liāu sī Khò͘-la̍h, bô ài peng-kak.」

服務員（年輕女學生打工族？）：「What do you want?」

我（用英文回答我？！）：「Lí thiaⁿ bô Tâi-gí--oh？」（講完這句，並且顯露詫異貌。）

服務員開始改用很破的台語為我進行點餐服務。

在餐廳進行母語實踐無疑是最佳場所之一。因為點餐者與服務員之間呈現一種權力關係上的不平衡，服務員必須能言說，或至少聽懂點餐者的話語才能「為」他服務。這也正是對國語霸權－我必須講國語才能夠順利的點餐−解構的實踐。另外，電影「賽德克。巴萊。」全片使用賽德克（Seediq）語演出，只要進電影院的觀眾，都是賽德克語的聽眾。這部電影不止票房亮麗，更進而掀起重視及學習賽德克語的熱潮^[11]，是實踐讓母語重回棲地的良好示範。即便能聽懂賽德克語者稀少，但是，讓母語被使用，被聽見，破除母語和生活場域的疏離狀態，這是解構國語霸權所必需跨出的第一步。

6.2 母語應發揮其不可被取代的功能

語言資本（Bourdieu, 1991）可以轉化為其他資本。以台語為例，過去有研究指出，以台語為母語的使用者，所取得的職業是比較「壞」的（蔡淑鈴，2001），而大多數成為企業僱主的人，即使他們的母語是台語，在公開場合中仍是使用國語來演說。這些事實顯示語言使用與職業成就，地位取得，權力關係緊密結合（蔡淑鈴，2001）。具有社會地位的人應該在公開場所使用母語演講，才能將以上所述母語和社會階層的關係解構，建立起「流利的母語當然可以有很好的成就」這樣的論述，甚而建立起「藉由母語所取得的成就無法藉由國語達成」的論述，那麼，母語才會成為有用的語言資本。流行音樂天團五月天在台灣的成功是一個母語實踐的例證，五月天早期掀起全台熱潮並且至今仍然膾炙人口的音樂幾乎都是台語歌（易俊宏，2012）。阿美族（Amis）流行樂歌手舒米恩（Suming）^[12]成功地帶動用阿美語創作歌曲且獲得廣大樂迷的喜歡，這些樂迷，甚而開始學習阿美語，接受舒米恩給他們的階級名。舒米恩的成功是另一個讓母語成功作為語言資本的實例。這樣的實踐若越來越多，勢必可帶動母語的復振。

以羅馬字書寫台語始於台灣府城教會報−第一期發行於1885年7月12號。同樣的，傳教士在各原住民部落傳教的時候，也以羅馬字書寫他們的母語以利傳教。以羅馬字作為各母語的書寫系統雖然歷史悠久，但是始終未能普及，究其原因，缺少完善的教育系統是一項，統治者制度性的壓制母語書寫是另一個原因。然而，一直以來，坊間一直都有母語書寫的需求，比如有農夫在自己的貨車上寫「很慢的奶雞」，其實他要寫的是「Hiān bán ê nāi-chi （現採的荔枝）」，或是有人在結婚喜帖上寫「魯力喔」，其實是「ló͘-la̍t--oh（感謝）」，這些書寫的語彙必然要是母語的，這些語彙的象徵意涵和它所引起的情緒皆非國語所可取代。使用母語創作出來的文學自然也增加了該族群對自己的認同。因此，推廣母語書寫，不論是制度內的行動或是制度外的運動，都是當務之急，因為，母語書寫絕對是母語復振中不可缺少的一環。

七、結語

不論先來後到，南島語族或漢民族在台灣生湠，其族群長久以來的文化傳統所使用的語言即是他們的母語，然則，自日治時期，全島一體的歷史進程開始，不管哪一個族群的母語同樣都受到系統性的壓迫，至今面臨傳承斷裂及消亡的危機。造成此一危機的根本原因在於政經結構的轉變，使得母語無法成為一種有效的語言資本，在資本主義的生產模式底下，各族群被迫放棄自己的母語而必須使用「國語」作為有效的語言資本。現行的教育體制內的母語教育對於挽救瀕危的母語成效並不顯著。母語復振除了體制內的母語教育為必要手段之外，更應該戮力恢復各族群對其文化獨特性的認同以及自信心，更重要的，凸顯母語不可被國語取代的功能，讓母語成為有效的語言資本，重新取得其棲地，如此，母語復振運動才能達到其最終的目的。

   

說明：

（一）本文的完成，承蒙高雄師範大學台文所魏廷冀教授的指導，不勝感激。

（二）英文版本，為已發表的版本，華語、英文版本內容有些許差異，如需引用，請以英文版本為準，英文版下載位置。英文版的完成，感謝學姊Ｘ小姐的鼎力協助，不勝感激。

（三）研討會上，感謝張學謙教授的指教。由於研討會時間有限，相關問題在此一併說明。本篇文章重點不擺放在語言人權和語言政策上。理由如下：語言人權的制高點，擺放在當下台灣的政經脈絡中，對於改善台灣的語言環境，成效相當有限。語言政策一般而言是由上而下，也就是經由政府或國會來發動；然則，本文的論點側重藉由社會運動，促成語言環境的實質改變，由下而上，迫使語言政策必須面對不得不改變的壓力；否則，政策上的改變，對於實質語言環境並無助益；客委會和原委會對於促進客家和南島語言的保存及發展力有未怠，就是一例。

（四）本文是對二十餘年來台灣母語運動的一點反省和建議。誠如康培德教授在研討會中指出的，現實生活中使用母語和人溝通可能會遭遇挫敗。然而，挫折、失敗感是任何社會運動都會遭遇的。哥本哈根大學教授Oscar SALEMINK給了很好的建議：「使用母語與人溝通，切莫因對方不會說你的母語，而將對方排斥在外。」使用母語的目的是為了讓母語可以在生活中的場域被聽見，而不是用來劃分與他者的界線。

參考資料

Andrade T. 著, 鄭維中 譯. “福爾摩沙如何變成台灣府？” 台北, 曹永和文教基金會, 香港,遠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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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成語集」為 Lîm Siông-hûn 先生寫作（年代不詳），英國牧師 Liâm Tek-lia̍t 無意中發現其手稿，於昭和三年由台南新樓書房印製出版，現收錄於台大圖書館楊雲萍文庫中。全書以教會羅馬字書寫，紀錄文言及白話的台語成語和俗諺。本文將教會羅馬字改為漢字書寫以方便讀者閱讀。

^[2] 中國福建省海外的移民擴張，主要在東南亞，這包括了馬來西亞，新加坡，台灣等地。誠然，福建話包括了多個方言群體，不同地方流行的福建話不能混為一談。台灣建國運動者，也是語言學者的王育德則認為台灣話不等於福建話(李勤岸，2011)。從中國福建省移民到台灣者，以漳州，泉洲為大宗，而音系則以廈門音為主流，1893年馬偕牧師編撰的台灣語漢字羅馬拼音字典（Chinese romanized dictionary of the Formosan vernacular），1913年甘為霖牧師編撰的廈門音新字典(A Dictionary of Amoy Vernacular spoken throughout the prefectures of Chin-chiu, Chiang-chiu and Formosa)以及1931年出版，小川尚義主編的臺日大辭典，收錄的台灣話皆是以廈門音為主。

^[3] 母語一詞來自英文的Mother tongue。就筆者所知，台灣各族群傳統上僅有客家人說：「寧賣祖公田，莫賣祖公言。」，祖公言一詞可視為「母語」的同義詞；有趣的是，客家人以男性的祖公當做其語言文化傳統的意象，而『母』語則是以女性為意象。

^[4] 華語/國語是基於胡適的白話文計劃而被設計出來作為國家語言的。簡言之，白話文計劃的目的是要消滅各地方言，以明清兩代已經建立基礎的官話為基底作為通行的語言（黃錦樹，2003）。此「國語」隨著國民政府進入台灣，在台灣普遍推行後，因為受到各族群母語的影響，音素詞素上均產生了新的變化（魏岫明,1984；張月琴，1998），現今的台灣國語既非舊時的北京官話，亦非滿州話（Mandarin），也不同於目前中國的普通話了。

^[5] Ecology即生態學，其定義為「研究一種物種和其他物種及其生存環境間的關係的科學」（Stiling, 1992a）。這裡延生其概念將一種語言是為一種物種，而「研究一種語言和其他語言及其生存環境」自然也被視為生態學。

^[6] Niche，區位在生態學中意為「一物種在一生態系統中的位置」（Stiling, 1992b），這裡延伸其義為「一種語言在一個社會系統中的位置」。

^[7]為了增加鹿皮的生產效率，荷蘭人引進漢人獵人，並且稱漢人為「島上唯一釀蜜的蜜蜂」，這當然是對比於當時台灣原住民（主要是西拉雅族）而言。漢人獵鹿採取設陷阱及套索的方式，有效率地捕獲了更多的鹿隻；原本擁有鹿場的原住民，鹿肉及鹿皮是他們重要的營養及經濟來源，但是漢人引進新的捕鹿技巧使鹿群數目急速下降，原住民因此陷於貧困之中，甚至需要荷蘭東印度公司給予救濟（Andrade, 2007）。

^[8] Habitat為棲地，意指「一物種或一族群或一社群賴以為生的環境」（Stiling, 1992c）。一種語言必然為一特定的族群或社群所使用，而該種語言被使用的場域即它的棲地。一旦該場域消失（棲地被破壞），或者該語言在該特定場域中的區位為其他語言所取代，則該語言必然面臨被減少使用甚至不再被使用的命運。

^[9] 以筆者個人的經驗為例，15歲以前（1995年以前）在火車上，電影院等公共場所仍然偶爾可以聽到人們使用客家話對談。但是，30歲以後，雖然學校內有母語教學，媒體界有客家電視台，然而在實際生活的場所，已經顯少聽到人們使用客家話對談。現階段的母語教學是否反而讓母語成為一種走不出教室的課堂與驗（classroom language），這是值得大家深思的問題。

^[10] 公部門使用母語為民眾進行服務，一直有在實行。但礙於並無明確法立規範，缺少對「母語服務」執行的強制力，實行成效不如預期。今後，努力的方向應該致力於明確立法規範，強制公部門必須進行母語服務。

^[11] 參考政大校園新聞「電影發威 民族系賽德克語課程熱門」：http://www.nccu.edu.tw/news/detail.php?news_id=3396

^[12] 參考舒米恩個人網站：http://johnsuming.com/